5.12一周年的日子，让人伤感。逝去的生命，破碎的山河，依然触目惊心。虽然生活还在继续，灾后重建如火如荼，但什么也代替不了那些已经失去的。
近期我们在媒体上看到的听到的几乎都是乐观的话语，甚至孩子们也不约而同的给我们“标准答案”。我采访了几位来自灾区，过去一年在北京就读的孩子，这方面感受颇深。有一双笑眼的茜茜今年十一岁，来自映秀。她的父亲在向外界送灾情报告时被泥石流击中遇难。刚来北京时，她常常趴在被窝里哭，学习上遇到困难了，考试成绩不好了，想妈妈了，她都会哭一场。她说爸爸的死值得，因为他是为别人死的。她最想念的是爸爸歌唱的那么好，好高的音都唱得上去，她喜欢唱歌就是跟爸爸学的。在老师和志愿者的开导下，她慢慢开朗起来，笑容更多了。当我问她这一年是失去的多还是得到的多，她一开口就说得到的多。我又问她得到的能不能替代失去爸爸？她哭了，使劲地摇了摇头。
圆圆脸的丽萍已经上高三了。她幼年丧父，母亲在地震中死去。丽萍最内疚的是地震前一天是母亲节，自己却连一声母亲节快乐也没跟妈妈说。妈妈没接受过完整的教育，总嘱咐女儿别像她一样。为了孩子上学，她生前打好几份工。在北京丽萍去过一次清华大学参观。“好漂亮的大学啊，我想都不敢想到那里读书。”丽萍的愿望是考上大学，以后找份好工作，照顾好妹妹和同母异父的弟弟，俨然是小家长的样子，有主意。
但是在心理专家给茜茜与丽萍做的沙盘测试中发现，她们俩画的房子都是背冲着自己的，暗示了她们其实不敢正视亲人去世的事实。专家告诉我，这些受到社会强烈关注的孩子会在感恩的同时，有意无意的迎合外界对他们的期待，比如会压抑自己的真实感受，摆出乐观坚强，从阴影中走出来的样子。而我们这些外人也真会认为我们的爱与帮助已经完成了使命，产生一种幻觉“看，这些孩子没事了。”而实际上，大灾之后孩子们的心理会有各自不同、经历反复的过程。让他们更自然地表达各种情绪，不仅是真实的，更有助于长期的心理健康。所以，我们大人不要用“你真勇敢坚强”这样的概念给孩子套上一个壳，应该告诉孩子难过、脆弱其实都是完全可以接受的自然反应。
纪念汶川地震一周年之际，让我们给孩子的心理减负，他们需要的是我们长期的帮助而不是来满足社会的某种概念或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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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5月12日星期二
2009年5月5日星期二
赛先生从西方来
“五四”前辈们提出要欢迎“德先生”和“赛先生”，那意思就是说中国本来是没有这两位先生的，所以要从外国请进来。这么说让一些国人觉得很没面子。说中国以前没有德先生，没啥可争的，谁让咱自古以来就是皇帝在当家作主呢？于是有些觉得没面子的人干脆就说德先生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咱们不要它也可以过得好好的。不过如果也要说赛先生不好，就没有市场了，我们现在从小就要学它，每天的生活也都离不开它了。有些人就说了，这个好东西我们其实是古已有之，中国古代有过什么科学发现，提出什么科学理论，还有一批中国古代科学家让我们敬仰……
生”，那意思就是说中国本来是没有这两位先
这些人说的古代科学，和我们今天学习、研究的科学并不是一回事。我们现在说的科学，是指用一种特别的研究方法形成的知识体系。这种方法特别在哪里呢？那就是“观察－假说－验证”的方法：根据观察的结果，提出可以进行验证的假说，然后用新的观察或实验加以证明，证明不了就要放弃或改进这个假说。用这一套标准来衡量，中国古代是没有科学的，在西方文艺复兴之前，也没有哪个国家有科学。
比如说，一提起中国古代科技，大家马上就会想起四大发明，但是那只是技术应用，并不是一个知识体系。还有人会想到中国古代数学研究的一些辉煌成就，但是数学是科学的工具，本身并不是科学。还有人会想到中医，但是中医的理论是气、阴阳、五行等等非常模糊、抽象的哲学概念，并非客观具体的事物或现象；中医的医疗实践是主观臆测和经验积累结合在一起的，强调的是不可重复性和不可测量性，而科学方法特别强调客观性、可重复性和可测量性。生”，那意思就是说中国本来是没有这两位先
有一个叫李约瑟的英国剑桥大学教授，原先是研究生物化学的，在上个世纪30年代有三名中国留学生到他的实验室学习。李约瑟迷上了其中一名女学生，又因此迷上了中国古代文化，开始学习中文，后来就转而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史，出版多卷本巨著《中国的科学与文明》（中文通常译作《中国科学技术史》），到他去世时也还没有出完。
五四”前辈们提出要欢迎“德先生”和“赛先
李约瑟在研究过程中提出了一个问题：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是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这个问题通常被简化成“为何中国没有产生科学”。其实这个问题并不是李约瑟首先提出来的，在他之前中国和外国都有人提出过，只不过李约瑟的影响比较大，所以就把它叫做“李约瑟问题”。
李约瑟提出了问题，他自己也想给出个答案。他把原因归结到中国的“官僚体制”。全中国有文化的聪明人都被选拔、集中起来当官了，这样才能对全国做井井有条的管理。好处是具有实用价值的技术研发一开始会比较受重视，有利于早期的科技进步。坏处是不利于新观念的传播，不鼓励技术竞争，还瞧不起商业经济，最终又阻碍了科技的进步。 “
为什么中国会出现这种体制呢？李约瑟认为这和中国的地理环境有关，比如黄河经常泛滥，必须集中全国资源一起来治理水患，就形成了这样一个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所以说来说去，要怪中国人生错了地方。按李约瑟的说法，如果中国的地理环境和欧洲一样，像哈维、伽利略、牛顿这样的科学伟人就会诞生在中国，中文就会变成科技语言。
“
当然也有很多人不同意李约瑟的看法，提出各种各样的理论想要取而代之。一直到最近几年，这在国内学术界也还是个热点问题。就像人文学界的很多问题，见仁见智，是不可能达成共识的。早在1953年，有人拿这个问题去问爱因斯坦，爱因斯坦给回了一封短信。国内翻译出版《爱因斯坦文集》时，因为先入为主地认为中国古代有科学，所以把这封信的意思给搞反了。后来有人想去纠正它，也没纠正对。其实这封信是用很浅显的英文写的，翻译过来就是：
“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的：希腊哲学家（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发明了形式逻辑体系，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我看来，人们不必对中国圣贤没能做出这些进步感到惊讶。这些发现竟然被做出来了才是令人惊讶的。”生的，所以要从外国请进来。这么说让一些国
爱因斯坦不仅不认为中国古代有科学，而且还不认为这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在他看来，科学的起源是个很不平常的事件，因此不必对古代中国没有出现科学而惊讶，值得惊讶的是西方居然会发展出科学。按照爱因斯坦的意思，探讨科学为何没有在古代中国产生，跟探讨科学为何没有在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产生一样没有意义，值得探讨的是为何科学竟然会在欧洲产生。
人觉得很没面子。说中国以前没有德先生，没
科学的源头是古希腊的自然哲学，那是人类文明的奇迹，的确值得惊讶。今天各个科学学科的起源大都可以一直追溯到古希腊。古希腊哲学家有时能对自然现象做出相当准确的解释，这有很大的碰运气的成分。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思考方式和一些被我们现在视为理所当然的基本假定。比如，古希腊第一个哲学家泰勒斯首先提出，对自然现象要完全用自然因素来解释，跟神灵没有关系。这种思想叫自然主义。古希腊另一位伟大哲学家德谟克利特提出，事物的任何变化都是原子的结合和分离引起的，试图根据少数几个基本观念来解释整个世界。这种思想叫还原主义。亚里斯多德创建了形式逻辑体系。自然主义、还原主义、逻辑体系，正是科学思想的基本成分，是科学研究的出发点和基本方法。
古希腊哲学家让我们知道，要用自然因素的相互作用来解释自然现象，而且这样的解释要符合逻辑。但是，对某一种自然现象往往可以提出好几种不同的解释，而且都符合逻辑，能够自圆其说，我们怎么知道哪一种解释、哪一套体系是正确的呢？大家只是在理论上互相争来争去，谁也说服不了谁。一直到文艺复兴时期，伽利略等人才发明了一个解决争端的办法，通过做实验来验证假说。一旦实证方法确立起来，自然哲学就变成科学了。五四”前辈们提出要欢迎“德先生”和“赛先
西方世界并不是天然就适合产生科学的。在古希腊之后，科学萌芽被扼杀了，西方有一千多年的时间是黑暗的中世纪，古希腊自然哲学家的著作和思想反而是在阿拉伯世界被继承了下来，到文艺复兴时期才被西方学者重新发现。科学虽然是在西方诞生的，但是是属于全人类的。科学是没有国界、没有文化属性的，是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能掌握，都能做出贡献的。赛先生来自西方，但是并不姓西，我们也可以学习它，发展它，没有必要为此感到自卑。
五四”前辈们提出要欢迎“德先生”和“赛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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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那意思就是说中国本来是没有这两位先
这些人说的古代科学，和我们今天学习、研究的科学并不是一回事。我们现在说的科学，是指用一种特别的研究方法形成的知识体系。这种方法特别在哪里呢？那就是“观察－假说－验证”的方法：根据观察的结果，提出可以进行验证的假说，然后用新的观察或实验加以证明，证明不了就要放弃或改进这个假说。用这一套标准来衡量，中国古代是没有科学的，在西方文艺复兴之前，也没有哪个国家有科学。
比如说，一提起中国古代科技，大家马上就会想起四大发明，但是那只是技术应用，并不是一个知识体系。还有人会想到中国古代数学研究的一些辉煌成就，但是数学是科学的工具，本身并不是科学。还有人会想到中医，但是中医的理论是气、阴阳、五行等等非常模糊、抽象的哲学概念，并非客观具体的事物或现象；中医的医疗实践是主观臆测和经验积累结合在一起的，强调的是不可重复性和不可测量性，而科学方法特别强调客观性、可重复性和可测量性。生”，那意思就是说中国本来是没有这两位先
有一个叫李约瑟的英国剑桥大学教授，原先是研究生物化学的，在上个世纪30年代有三名中国留学生到他的实验室学习。李约瑟迷上了其中一名女学生，又因此迷上了中国古代文化，开始学习中文，后来就转而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史，出版多卷本巨著《中国的科学与文明》（中文通常译作《中国科学技术史》），到他去世时也还没有出完。
五四”前辈们提出要欢迎“德先生”和“赛先
李约瑟在研究过程中提出了一个问题：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是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这个问题通常被简化成“为何中国没有产生科学”。其实这个问题并不是李约瑟首先提出来的，在他之前中国和外国都有人提出过，只不过李约瑟的影响比较大，所以就把它叫做“李约瑟问题”。
李约瑟提出了问题，他自己也想给出个答案。他把原因归结到中国的“官僚体制”。全中国有文化的聪明人都被选拔、集中起来当官了，这样才能对全国做井井有条的管理。好处是具有实用价值的技术研发一开始会比较受重视，有利于早期的科技进步。坏处是不利于新观念的传播，不鼓励技术竞争，还瞧不起商业经济，最终又阻碍了科技的进步。 “
为什么中国会出现这种体制呢？李约瑟认为这和中国的地理环境有关，比如黄河经常泛滥，必须集中全国资源一起来治理水患，就形成了这样一个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所以说来说去，要怪中国人生错了地方。按李约瑟的说法，如果中国的地理环境和欧洲一样，像哈维、伽利略、牛顿这样的科学伟人就会诞生在中国，中文就会变成科技语言。
“
当然也有很多人不同意李约瑟的看法，提出各种各样的理论想要取而代之。一直到最近几年，这在国内学术界也还是个热点问题。就像人文学界的很多问题，见仁见智，是不可能达成共识的。早在1953年，有人拿这个问题去问爱因斯坦，爱因斯坦给回了一封短信。国内翻译出版《爱因斯坦文集》时，因为先入为主地认为中国古代有科学，所以把这封信的意思给搞反了。后来有人想去纠正它，也没纠正对。其实这封信是用很浅显的英文写的，翻译过来就是：
“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的：希腊哲学家（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发明了形式逻辑体系，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我看来，人们不必对中国圣贤没能做出这些进步感到惊讶。这些发现竟然被做出来了才是令人惊讶的。”生的，所以要从外国请进来。这么说让一些国
爱因斯坦不仅不认为中国古代有科学，而且还不认为这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在他看来，科学的起源是个很不平常的事件，因此不必对古代中国没有出现科学而惊讶，值得惊讶的是西方居然会发展出科学。按照爱因斯坦的意思，探讨科学为何没有在古代中国产生，跟探讨科学为何没有在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产生一样没有意义，值得探讨的是为何科学竟然会在欧洲产生。
人觉得很没面子。说中国以前没有德先生，没
科学的源头是古希腊的自然哲学，那是人类文明的奇迹，的确值得惊讶。今天各个科学学科的起源大都可以一直追溯到古希腊。古希腊哲学家有时能对自然现象做出相当准确的解释，这有很大的碰运气的成分。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思考方式和一些被我们现在视为理所当然的基本假定。比如，古希腊第一个哲学家泰勒斯首先提出，对自然现象要完全用自然因素来解释，跟神灵没有关系。这种思想叫自然主义。古希腊另一位伟大哲学家德谟克利特提出，事物的任何变化都是原子的结合和分离引起的，试图根据少数几个基本观念来解释整个世界。这种思想叫还原主义。亚里斯多德创建了形式逻辑体系。自然主义、还原主义、逻辑体系，正是科学思想的基本成分，是科学研究的出发点和基本方法。
古希腊哲学家让我们知道，要用自然因素的相互作用来解释自然现象，而且这样的解释要符合逻辑。但是，对某一种自然现象往往可以提出好几种不同的解释，而且都符合逻辑，能够自圆其说，我们怎么知道哪一种解释、哪一套体系是正确的呢？大家只是在理论上互相争来争去，谁也说服不了谁。一直到文艺复兴时期，伽利略等人才发明了一个解决争端的办法，通过做实验来验证假说。一旦实证方法确立起来，自然哲学就变成科学了。五四”前辈们提出要欢迎“德先生”和“赛先
西方世界并不是天然就适合产生科学的。在古希腊之后，科学萌芽被扼杀了，西方有一千多年的时间是黑暗的中世纪，古希腊自然哲学家的著作和思想反而是在阿拉伯世界被继承了下来，到文艺复兴时期才被西方学者重新发现。科学虽然是在西方诞生的，但是是属于全人类的。科学是没有国界、没有文化属性的，是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能掌握，都能做出贡献的。赛先生来自西方，但是并不姓西，我们也可以学习它，发展它，没有必要为此感到自卑。
五四”前辈们提出要欢迎“德先生”和“赛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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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孩子天性与自由——除了德、赛先生，我们还要找什么
儿子昨天旅游回来，特别兴奋，滔滔不绝说了好多见闻，说到最后，充满遗憾来上一句，明天又要开学了，真想再玩几天！我说上学不好吗？孩子的回答让我心酸：我们就想能多玩一会儿，可老师和我们想的不一样，他们总教育我们小孩子要多读书，做伟大的人，将来为国争光。他还振振有词，现在笨点有什么关系，爱因斯坦小时候就是个笨蛋，人家也成了最伟大的人。
是吗？
儿子拿来小学二年级语文书让我学习爱因斯坦的故事：小爱因斯坦手工作业交的是一个不像样的小板凳，老师问大家，“世界上还有比这更糟糕的吗”，小爱因斯坦从抽屉里又拿出两个更糟糕的，那个交上去的不像样的小板凳可是他做出来的第三个、也是他认为最好的一个。执著的小家伙从此得到的是老师的信任与鼓励，而信心也让他走的更执著……
我可怜儿子，心疼儿子，上个小学就这么苦，多玩会儿是他的最大心愿，如有可能，我尽量纵容他多玩一会儿。但是同时，我又逼着他在奥数、英语等等兴趣班中穿梭，一周又一周，他累我们也累。家长就是这般无奈，别人都在做，谁也不甘落下。回想起来，我们没让孩子上奥数的时候，老师都觉得不可思议，那不是把好好的孩子给耽误了嘛、将来怎么升学？孩子自己也承认，没学奥数的同学现在在课堂上经常回答不出问题来，他也笑话人家笨。
“爱因斯坦的故事让你学到了什么？”
“老师的肯定与鼓励让他成为伟大的人”
“还有呢？”
“爱因斯坦的执著努力让他成为伟大的人”
“还学不学奥数、英语”
“学，我不想让人家笑话我笨”
我欣慰他悟出了执著和努力是成为伟大的人的必要条件。他的这次旅行原本因为旅行社的差错等原因差点不能成行，孩子特别失望，说，算了，不去了。因为他妈妈的锲而不舍，才在出发前一天把自由行的一切行程搞定。我顺着他的思路进而启发他，
“这次旅行懂得了什么？”
“爸爸妈妈真爱我”
“还有呢？”
“坚持、不放弃”
通通是大道理！
追求完美、永不言弃，我经常这样提醒自己、要求自己，尽管这样的成本太高、压力太大、心里很累。但我还是想让孩子也能这样并早点这样。不过，孩子的现实问题我现在却解决不了：他想放弃一点学习的时间来多玩会儿；老师想让他们多读书、好好学习，为国争光；我作为家长想让他追求卓越、让我们省心。
我不够高尚，我从没有教育孩子，要做伟大的人，为国争光，但孩子已经知道要这样去做，尽管他们有自己的思考。我特别想知道，老师回到家里，会不会天天要求自己的孩子“为国争光”？
孩子们不是不想成为伟大的人，但他们宁可多玩一会儿。
他们疑惑读书、学习为了什么？
没有一个又一个闪光的个体，怎能指望一个集体五彩斑斓。在上大学之前，天性爱玩、需要玩的孩子苦不堪言。他们一旦上了大学，反倒像进了保险箱，放松和懈怠的不在少数。人之初，性本善，长大成人、该树立人生观、价值观的时候，不少孩子倒下了，自己都为不了，还能为谁争光？从过度禁锢到开闸式的自由，这个过程为什么不能反过来呢？
九十年前，一代青年为社会寻找德先生、赛先生，现在，我们要为孩子找他们俩，而且，不光找他们两位，还要找属于孩子的天性，属于孩子的自由。
就从孩子做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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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吗？
儿子拿来小学二年级语文书让我学习爱因斯坦的故事：小爱因斯坦手工作业交的是一个不像样的小板凳，老师问大家，“世界上还有比这更糟糕的吗”，小爱因斯坦从抽屉里又拿出两个更糟糕的，那个交上去的不像样的小板凳可是他做出来的第三个、也是他认为最好的一个。执著的小家伙从此得到的是老师的信任与鼓励，而信心也让他走的更执著……
我可怜儿子，心疼儿子，上个小学就这么苦，多玩会儿是他的最大心愿，如有可能，我尽量纵容他多玩一会儿。但是同时，我又逼着他在奥数、英语等等兴趣班中穿梭，一周又一周，他累我们也累。家长就是这般无奈，别人都在做，谁也不甘落下。回想起来，我们没让孩子上奥数的时候，老师都觉得不可思议，那不是把好好的孩子给耽误了嘛、将来怎么升学？孩子自己也承认，没学奥数的同学现在在课堂上经常回答不出问题来，他也笑话人家笨。
“爱因斯坦的故事让你学到了什么？”
“老师的肯定与鼓励让他成为伟大的人”
“还有呢？”
“爱因斯坦的执著努力让他成为伟大的人”
“还学不学奥数、英语”
“学，我不想让人家笑话我笨”
我欣慰他悟出了执著和努力是成为伟大的人的必要条件。他的这次旅行原本因为旅行社的差错等原因差点不能成行，孩子特别失望，说，算了，不去了。因为他妈妈的锲而不舍，才在出发前一天把自由行的一切行程搞定。我顺着他的思路进而启发他，
“这次旅行懂得了什么？”
“爸爸妈妈真爱我”
“还有呢？”
“坚持、不放弃”
通通是大道理！
追求完美、永不言弃，我经常这样提醒自己、要求自己，尽管这样的成本太高、压力太大、心里很累。但我还是想让孩子也能这样并早点这样。不过，孩子的现实问题我现在却解决不了：他想放弃一点学习的时间来多玩会儿；老师想让他们多读书、好好学习，为国争光；我作为家长想让他追求卓越、让我们省心。
我不够高尚，我从没有教育孩子，要做伟大的人，为国争光，但孩子已经知道要这样去做，尽管他们有自己的思考。我特别想知道，老师回到家里，会不会天天要求自己的孩子“为国争光”？
孩子们不是不想成为伟大的人，但他们宁可多玩一会儿。
他们疑惑读书、学习为了什么？
没有一个又一个闪光的个体，怎能指望一个集体五彩斑斓。在上大学之前，天性爱玩、需要玩的孩子苦不堪言。他们一旦上了大学，反倒像进了保险箱，放松和懈怠的不在少数。人之初，性本善，长大成人、该树立人生观、价值观的时候，不少孩子倒下了，自己都为不了，还能为谁争光？从过度禁锢到开闸式的自由，这个过程为什么不能反过来呢？
九十年前，一代青年为社会寻找德先生、赛先生，现在，我们要为孩子找他们俩，而且，不光找他们两位，还要找属于孩子的天性，属于孩子的自由。
就从孩子做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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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4月27日星期一
穷孩子就该学习差？
“家庭越穷学习就越差”，这是美国一个教授最近的研究结论，这也是美国一直无法解决的一个现实问题。美国有一个一直无法解决的难题就是越穷的家庭生的孩子越多，而越富的家庭往往不愿意生孩子或者少生孩，导致“逆淘汰现象”，他们又没有计划生育一对夫妻只生一对孩子的政策，穷人家庭有时一生生一批，使美国人忧心重重，该教授还认真分析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规律，他认为是穷人家的孩子压力太大，把穷人家的孩子都夺垮了，所以学习不好。但我们认为他好象找错了主要原因，我们认为最主要的原因应该是美国的学区制带来的，富人家的孩子能上好的中小学，穷人家的孩子只能上差的中小学，这才是主要原因。我国古代好象一直流传与此刚好相反的记录，叫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但近年来随着我国城乡差距的加大，来自穷困家庭的孩子拥有的教育资源与城市相比也愈来愈大，导致我国重点名牌大学中来自农村的生源比例也愈来愈低，某种程度上也似乎走入了美国人一直无法解决的怪圈？
为什么贫穷的孩子学习更容易差？ 美国教授认为是穷人家的孩子过早地承受了与年龄不相称的各种太大压力所致？
美国康奈尔大学的人类生态学教授加里埃文斯通过研究压力对孩子认知能力损害的影响，得出惊人结论认为穷苦的孩子更容易学习成绩差，因为其承受着更多的压力。
我们都知道社会经济水平低的家庭承受着很多的各种各样压力。当你贫穷的时候，一点意外的事情都会让你捉襟见肘。你有可能有住房问题；你有可能有更多的家庭矛盾冲突；你很可能有更多的资金压力需要支付；你极有可能经常到处奔波。低收入家庭有很多的要求需要满足。我们知道这些都将会给家庭产生压力，当然包括对我们的孩子。
处于贫困的时间越长，他们的适应负荷越高，工作记忆能力越低倾向于获得较低的分数。
从这项新的研究中，埃文斯和他的同事利用“适应负荷”指标定量的研究了孩子的压力水平。得分是依据对特定孩子的测试结果而获得的。通过跟踪调查，在这些孩子9岁和13岁孩子时候测量他们的应激激素皮质醇，肾上腺素和去甲肾上腺素水平以及他们的血压和身体质量指数等。在17岁的时候测试他们的工作记忆能力（原理类似于电脑的内存）工作记忆能力指的是在短时间内记忆信息的能力，它对每天的活动和长期记忆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它对学习是至关重要的，”埃文斯说。“如果你没有好的工作记忆能力，你不能做类似于记住电话号码或者积累词汇量的事情。”
当研究人员分析孩子处于贫困的时间的长度、他们的“适应负荷”以及他们的工作记忆能力的关系时，他们发现了一个清晰地关系：处于贫困的时间越长，他们的适应负荷越高，工作记忆能力越低倾向于获得较低的分数。相对于那些从来没有经历贫困的孩子，那些整个童年全部处于贫困状态的孩子的工作记忆能力要低20%左右。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一令人沮丧的新闻。你不能解决一个问题，除非你能一开始就从本质上了解这个问题。我们开始的时候似乎就错误的认识了这个问题。但是如果埃文斯的结论是完全可靠的话这也算是一个好消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因为我们至少认清了这个问题。但是压力？我们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才能使得穷苦的孩子大大减少压力呢？解决这个问题似乎比彻底消除贫困本身还要困难的多。如果压力真的被证实是重大的影响穷苦孩子的认知能力的因素，解决这个问题则变得更难了而不是更简单了。
美国版的越贫困学习越差主要原因还是学区制：富人家的孩子可以上得起好的中小学，穷人家的孩子只能上差的中小学。
美国人与我国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他们实行学区制，一个地区学校的教学质量与所住居民的收入成正比。好的学区房子很贵，只有富人才买得起，富人的孩子就可以上好的中小学。学区的教学质量与学校拥有的资金成正比，学校资金多就可以聘请更好的老师，而学校资金少就留不着好老师。富人区的房子贵，所交的房产税教育费就多，所在区的学校资金就多，而穷人区的房子不值钱，大家教不起多少税，所在区的学校资金来源就很有限，教学质量就不可能上去。这样一个政策就使美国人一个城市经常有穷人区富人区之说，富人区的学校很富人，可以贵金聘到优秀的老师，孩子得到的教育机会也就越多，学习当然就会越好了。学校越好，周围的房子越贵，穷人买不起，孩子就上不了该学习的好学校。穷人家的孩子没有小升初、中考等之说，学习再好也只能留在居住地所在的差学区，接受差学校的教育，这样只能陷入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的怪圈了。
我国古代有“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之说，但现在已愈来愈显现穷人家的孩子上好大学的比率越来越低的倾向。
中国有名古话：“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穷人的孩子长大了更有出息”。中国还有好多这样那样的故事：匡衡凿壁借光读书，懂得学习，终成大器等等。好多好多的励志故事都是某个伟人或者成功人士都是出身贫寒，但最终取得了丰功伟绩。于是乎人们似乎形成了这样的认识：穷，导致压力大，压力大则动力大，最后更容易成功。穷，似乎成了个好事，反而成了穷反而成了孩子成长的优势？难怪牛群冯巩的相声了出现了想办法让孩子吃苦受穷的教育孩子的策略。但这些似乎都是过去的故事了。目前中国也似乎已转到了美国人的怪圈了，尤其是现在要搞什么素质教育，要改变一考定终身，要改变文理分科，等等。其实如果考虑到我国城乡拥有教育资源的巨大不平衡，这些政策改变实际上等于变相去剥夺农村孩子受孩子的机会。比如特长生加分、体育生加分、文艺生又加分，但农村的孩子又能有几个得到过这种机会？几乎统统没有，他们唯一有的就是靠苦学，多考几分，希望能够上一个好大学，现在又被拆责为“高分低能”，不能一考定终身。所以温家宝总理的一句话道出了我国目前城乡差距困境下的教育困境：温总理上大学时，他所在的北京地质学院班上80%以上的同学来自农村，而现在重点大学这个数据刚好反了过来，来自农村的学生20%多。我们所在的中国人民大学，本科招生目前只有不到20%的学生来自农村，而80%的同学来自城市，而来自城市的同学中，又有70%以上来自大中城市。实质上这都是因为农村贫穷，留不着好老师，才导致农村孩子高考考不过拥有更好教育资源的城市孩子。某种程度上，这也属于愈贫穷学习愈差的现象。
美国人已经改了，在同样的分数前提下，优先录取那些家庭比较贫穷的学生。美国人名校包括哈佛、耶鲁等都有意对贫穷家庭的孩子降分录取，不但予免学费，还给奖学金。
本来我国的小升初、中考，通过考试，给予穷人家的孩子一个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机会，但现在划片入学，在向学习美国。这是不是也是中国进入美国人“穷则愈穷、富则愈富”怪圈的原因之一？
如何出台针对性的措施，让穷人家的孩子不致于因为家庭贫穷而被排除社会上升的阶梯，这是政策制定者们应该重点思考的问题。永远都不要忽视巨大的城乡教育差距这个基本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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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贫穷的孩子学习更容易差？ 美国教授认为是穷人家的孩子过早地承受了与年龄不相称的各种太大压力所致？
美国康奈尔大学的人类生态学教授加里埃文斯通过研究压力对孩子认知能力损害的影响，得出惊人结论认为穷苦的孩子更容易学习成绩差，因为其承受着更多的压力。
我们都知道社会经济水平低的家庭承受着很多的各种各样压力。当你贫穷的时候，一点意外的事情都会让你捉襟见肘。你有可能有住房问题；你有可能有更多的家庭矛盾冲突；你很可能有更多的资金压力需要支付；你极有可能经常到处奔波。低收入家庭有很多的要求需要满足。我们知道这些都将会给家庭产生压力，当然包括对我们的孩子。
处于贫困的时间越长，他们的适应负荷越高，工作记忆能力越低倾向于获得较低的分数。
从这项新的研究中，埃文斯和他的同事利用“适应负荷”指标定量的研究了孩子的压力水平。得分是依据对特定孩子的测试结果而获得的。通过跟踪调查，在这些孩子9岁和13岁孩子时候测量他们的应激激素皮质醇，肾上腺素和去甲肾上腺素水平以及他们的血压和身体质量指数等。在17岁的时候测试他们的工作记忆能力（原理类似于电脑的内存）工作记忆能力指的是在短时间内记忆信息的能力，它对每天的活动和长期记忆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它对学习是至关重要的，”埃文斯说。“如果你没有好的工作记忆能力，你不能做类似于记住电话号码或者积累词汇量的事情。”
当研究人员分析孩子处于贫困的时间的长度、他们的“适应负荷”以及他们的工作记忆能力的关系时，他们发现了一个清晰地关系：处于贫困的时间越长，他们的适应负荷越高，工作记忆能力越低倾向于获得较低的分数。相对于那些从来没有经历贫困的孩子，那些整个童年全部处于贫困状态的孩子的工作记忆能力要低20%左右。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一令人沮丧的新闻。你不能解决一个问题，除非你能一开始就从本质上了解这个问题。我们开始的时候似乎就错误的认识了这个问题。但是如果埃文斯的结论是完全可靠的话这也算是一个好消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因为我们至少认清了这个问题。但是压力？我们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才能使得穷苦的孩子大大减少压力呢？解决这个问题似乎比彻底消除贫困本身还要困难的多。如果压力真的被证实是重大的影响穷苦孩子的认知能力的因素，解决这个问题则变得更难了而不是更简单了。
美国版的越贫困学习越差主要原因还是学区制：富人家的孩子可以上得起好的中小学，穷人家的孩子只能上差的中小学。
美国人与我国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他们实行学区制，一个地区学校的教学质量与所住居民的收入成正比。好的学区房子很贵，只有富人才买得起，富人的孩子就可以上好的中小学。学区的教学质量与学校拥有的资金成正比，学校资金多就可以聘请更好的老师，而学校资金少就留不着好老师。富人区的房子贵，所交的房产税教育费就多，所在区的学校资金就多，而穷人区的房子不值钱，大家教不起多少税，所在区的学校资金来源就很有限，教学质量就不可能上去。这样一个政策就使美国人一个城市经常有穷人区富人区之说，富人区的学校很富人，可以贵金聘到优秀的老师，孩子得到的教育机会也就越多，学习当然就会越好了。学校越好，周围的房子越贵，穷人买不起，孩子就上不了该学习的好学校。穷人家的孩子没有小升初、中考等之说，学习再好也只能留在居住地所在的差学区，接受差学校的教育，这样只能陷入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的怪圈了。
我国古代有“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之说，但现在已愈来愈显现穷人家的孩子上好大学的比率越来越低的倾向。
中国有名古话：“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穷人的孩子长大了更有出息”。中国还有好多这样那样的故事：匡衡凿壁借光读书，懂得学习，终成大器等等。好多好多的励志故事都是某个伟人或者成功人士都是出身贫寒，但最终取得了丰功伟绩。于是乎人们似乎形成了这样的认识：穷，导致压力大，压力大则动力大，最后更容易成功。穷，似乎成了个好事，反而成了穷反而成了孩子成长的优势？难怪牛群冯巩的相声了出现了想办法让孩子吃苦受穷的教育孩子的策略。但这些似乎都是过去的故事了。目前中国也似乎已转到了美国人的怪圈了，尤其是现在要搞什么素质教育，要改变一考定终身，要改变文理分科，等等。其实如果考虑到我国城乡拥有教育资源的巨大不平衡，这些政策改变实际上等于变相去剥夺农村孩子受孩子的机会。比如特长生加分、体育生加分、文艺生又加分，但农村的孩子又能有几个得到过这种机会？几乎统统没有，他们唯一有的就是靠苦学，多考几分，希望能够上一个好大学，现在又被拆责为“高分低能”，不能一考定终身。所以温家宝总理的一句话道出了我国目前城乡差距困境下的教育困境：温总理上大学时，他所在的北京地质学院班上80%以上的同学来自农村，而现在重点大学这个数据刚好反了过来，来自农村的学生20%多。我们所在的中国人民大学，本科招生目前只有不到20%的学生来自农村，而80%的同学来自城市，而来自城市的同学中，又有70%以上来自大中城市。实质上这都是因为农村贫穷，留不着好老师，才导致农村孩子高考考不过拥有更好教育资源的城市孩子。某种程度上，这也属于愈贫穷学习愈差的现象。
美国人已经改了，在同样的分数前提下，优先录取那些家庭比较贫穷的学生。美国人名校包括哈佛、耶鲁等都有意对贫穷家庭的孩子降分录取，不但予免学费，还给奖学金。
本来我国的小升初、中考，通过考试，给予穷人家的孩子一个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机会，但现在划片入学，在向学习美国。这是不是也是中国进入美国人“穷则愈穷、富则愈富”怪圈的原因之一？
如何出台针对性的措施，让穷人家的孩子不致于因为家庭贫穷而被排除社会上升的阶梯，这是政策制定者们应该重点思考的问题。永远都不要忽视巨大的城乡教育差距这个基本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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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考试中心主任称高考不再一考定终身
本报北京4月26日电 (记者袁新文) 教育部考试中心主任戴家干24日接受人民网访谈时指出，2009年共有11个省份进行新课改高考。有的省把学业水平测试作为高考总分的一部分，作为录取的参考。今后的高考制度将包括学业水平测试和综合评价，以改变“一考定终身”的考录方式。
戴家干认为，一次考试并不能决定一个人的终生。对于一个孩子的成长来说，不仅仅要看一次高考考试的成绩，也要看平时的学习情况，就是学业水平测试，以及德智体美劳等各方面的综合素质，也就是综合性评价。因此，高考制度还将包括综合测评。目前，有的省份把学业水平测试作为高考成绩的一部分，或者把综合评价作为录取的参考，这将是今后的发展方向。
“高考是选拔性考试，要有难度、信度、效度和区分度，但高考不宜太难。”戴家干说，实际上，从1999年到2008年的10年间，高考试题总体上保持稳定，难度略有下降。
戴家干介绍说，新课程改革是中国基础教育的一个重要改革措施。现在已有将近20个省从初中到高中全面推开。自2007年开始，山东、广东、宁夏、海南、江苏分别实行了新课程改革后的高考，2009年，辽宁、天津、安徽、福建、浙江也将实行新课改高考，再加上国务院批准的教育改革综合试点地区上海市，今年实行新课改高考的省份将达到11个。明年，北京市也将实行新课改高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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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家干认为，一次考试并不能决定一个人的终生。对于一个孩子的成长来说，不仅仅要看一次高考考试的成绩，也要看平时的学习情况，就是学业水平测试，以及德智体美劳等各方面的综合素质，也就是综合性评价。因此，高考制度还将包括综合测评。目前，有的省份把学业水平测试作为高考成绩的一部分，或者把综合评价作为录取的参考，这将是今后的发展方向。
“高考是选拔性考试，要有难度、信度、效度和区分度，但高考不宜太难。”戴家干说，实际上，从1999年到2008年的10年间，高考试题总体上保持稳定，难度略有下降。
戴家干介绍说，新课程改革是中国基础教育的一个重要改革措施。现在已有将近20个省从初中到高中全面推开。自2007年开始，山东、广东、宁夏、海南、江苏分别实行了新课程改革后的高考，2009年，辽宁、天津、安徽、福建、浙江也将实行新课改高考，再加上国务院批准的教育改革综合试点地区上海市，今年实行新课改高考的省份将达到11个。明年，北京市也将实行新课改高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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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4月25日星期六
“疯狂奥术”植根于疯狂的现实
4月15日，北京理工大学文学院教授、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杨东平在其个人博客上发表文章《打倒万恶的奥数教育》。在文中，杨东平认为，目前奥数教育的泛滥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公害，不仅损害了青少年的休息健康，更让家庭背上沉重的经济负担；而且是完全违反教育规律的。（4月22日 信息时报）
随着“奥数旋风”愈演愈烈，其弊端也日益显现出来。数学是做研究，而奥数则是做题目。中小学阶段的数学教育仍然是基础教育，作为基础学科的数学，它提供给学生的应该是一种思维工具和思维方法，而奥数只是教给学生解题的技巧，学生却学不到如何自己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并解决问题的方法。奥数题目越出越难、越出越偏，由于缺乏一种独立的思考能力，学生只得大量、重复地去做更多的试题，以期待靠记忆力而不是靠能力去解决问题。
说到这里，不禁联想起“国际华人数学家大会”主席、“菲尔兹奖”获得者丘成桐教授回忆自己的老师数学大师陈省身的一段往事。当事陈省身还在南开大学任教，有一些孩子手拿着“奥数”的题目来请教他，陈省身看了看说：“不会做。” 丘成桐教授说，在美国，奥数就是一个帮助中学生提升对数学兴趣的组织。而在中国，奥数的意义则完全不同。它受到了从学校到老师到家长到学生方方面面的重视，几乎成了一项“全民运动”。为什么在美国是提升学生兴趣的组织，一到了我们这里就变得异常沉重、毫无兴趣可言了呢？毫无疑问，应试教育的大环境对此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对于学生来说，奥数学得好就有更大的希望上重点中学，继而就有更大的希望上重点大学，所以一些学生主动学习奥数。而对于学校来说，大学拿奥数作为衡量学生素质的标准，进而导致中学也以此来衡量，然后是小学也不能例外，所以很多学生不得不学奥数。
虽然早在2001年，教育部就有奥赛成绩不得与招生挂钩的禁令，但由于一些名校招生要求这一成绩，所以奥数热依然持续升温。之所以如此，与这些名校的特殊地位不无关系。名校集中了大量的人力资源、物力资源和财力资源，为了能让孩子到这样的好学校上学，家长自然不惜余力地支持孩子学习奥数。每年都有奥数获奖学生免费进入名校，只要那些名校还有这样的要求，就永远不乏为之慷慨解囊的学生和家长。对于那些贫困家庭尤其如此，某些家长甚至把奥数当作是一条享受更好教育的捷径。因为相比起高昂的择校费来说，家长在奥数上的投资终究要小得多。可以这样说，正是名校这种片面的人才价值取向刮起了“奥数旋风”，带动了“奥数经济”。
相对于大量学生来说，名校明显僧多粥少，因此他们可以更加无所顾忌地提出自己的各类要求。因此在“奥数旋风”这个问题上，需要的是加大教育投入、缩小学校差距，打造出更多的名校来加强竞争，削弱名校自身那种高高在上的特权意识。如果名校的特殊地位依然无人能够撼动，如果他们的心态依然不能有所转变的话，即使取消了“奥数旋风”，谁又知道会不会刮起一股什么别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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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奥数旋风”愈演愈烈，其弊端也日益显现出来。数学是做研究，而奥数则是做题目。中小学阶段的数学教育仍然是基础教育，作为基础学科的数学，它提供给学生的应该是一种思维工具和思维方法，而奥数只是教给学生解题的技巧，学生却学不到如何自己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并解决问题的方法。奥数题目越出越难、越出越偏，由于缺乏一种独立的思考能力，学生只得大量、重复地去做更多的试题，以期待靠记忆力而不是靠能力去解决问题。
说到这里，不禁联想起“国际华人数学家大会”主席、“菲尔兹奖”获得者丘成桐教授回忆自己的老师数学大师陈省身的一段往事。当事陈省身还在南开大学任教，有一些孩子手拿着“奥数”的题目来请教他，陈省身看了看说：“不会做。” 丘成桐教授说，在美国，奥数就是一个帮助中学生提升对数学兴趣的组织。而在中国，奥数的意义则完全不同。它受到了从学校到老师到家长到学生方方面面的重视，几乎成了一项“全民运动”。为什么在美国是提升学生兴趣的组织，一到了我们这里就变得异常沉重、毫无兴趣可言了呢？毫无疑问，应试教育的大环境对此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对于学生来说，奥数学得好就有更大的希望上重点中学，继而就有更大的希望上重点大学，所以一些学生主动学习奥数。而对于学校来说，大学拿奥数作为衡量学生素质的标准，进而导致中学也以此来衡量，然后是小学也不能例外，所以很多学生不得不学奥数。
虽然早在2001年，教育部就有奥赛成绩不得与招生挂钩的禁令，但由于一些名校招生要求这一成绩，所以奥数热依然持续升温。之所以如此，与这些名校的特殊地位不无关系。名校集中了大量的人力资源、物力资源和财力资源，为了能让孩子到这样的好学校上学，家长自然不惜余力地支持孩子学习奥数。每年都有奥数获奖学生免费进入名校，只要那些名校还有这样的要求，就永远不乏为之慷慨解囊的学生和家长。对于那些贫困家庭尤其如此，某些家长甚至把奥数当作是一条享受更好教育的捷径。因为相比起高昂的择校费来说，家长在奥数上的投资终究要小得多。可以这样说，正是名校这种片面的人才价值取向刮起了“奥数旋风”，带动了“奥数经济”。
相对于大量学生来说，名校明显僧多粥少，因此他们可以更加无所顾忌地提出自己的各类要求。因此在“奥数旋风”这个问题上，需要的是加大教育投入、缩小学校差距，打造出更多的名校来加强竞争，削弱名校自身那种高高在上的特权意识。如果名校的特殊地位依然无人能够撼动，如果他们的心态依然不能有所转变的话，即使取消了“奥数旋风”，谁又知道会不会刮起一股什么别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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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4月23日星期四
“应试教育”、“择校热”的价值基础
杨东平按：任何一种长时间、大面积存在，并且屡禁不止、愈演愈烈的丑陋现象，必定有确定的制度性原因。应试教育和择校热也是如此。本来博客中的讨论，尽量说家常话，不必“拽”理论；但看来对一些基础性、理论性的问题，一些网民并不很清楚，因而讨论难以深入。为此，转载我写于2007年的一篇论文（部分），与大家分享，不知是否有助于我们深化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上个世纪90年代末以来，我国教育巨大的发展成就与教育的品质和社会声誉的低落构成强烈的反差，屡禁不止的“应试教育”、严重的择校热所造成的“上学难、上学贵”，成为基础教育领域两个最为突出的问题。对现实生活中“屡禁不止”、“愈演愈烈”的反教育的谬误，仅仅靠“转变教育思想”是不够的，必须找到确定的制度性原因，因为它往往是某种公共政策的直接产物。而公共政策则来源于某种价值观，是政府对社会价值所做的“权威性分配”。这一政策的实行反过来继续强化这一社会价值，造成政策与价值互为支撑和依赖，互为“现实合理性”的存在依据。因而，为了改变这种坏的公共政策，必须从教育价值的理论源头进行清理。
一、愈演愈烈的“应试教育”
学生学习负担过重、学校重考试、重分数等教育弊端，在具有科举教育传统的儒教文化圈的国家具有共性，但它在中国学校教育中的严重性、危害性可能是首屈一指的。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它就引起毛泽东的高度关注，成为历次“教育革命”的主要对象。80年代之后，伴随恢复高考和学历主义的盛行，这一现象愈演愈烈，被称为“片面追求升学率”；到90年代被正式命名为“应试教育”。高校招生规模太小、供求关系严重失衡，“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被视为是导致中小学“应试教育”的结构性原因。然而，1999年以来的高等学校扩招，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已经由扩招扩前的7%左右增长为目前的21%，中小学阶段的教育气氛的状况却并没有如预期那样得以改善。人人喊打却打而不倒“应试教育”，成为基础教育难以治愈的痼疾和不解之迷。
应该看到，作为一种“为应付考试而进行的教育”，“应试教育”不仅是一种重书本、重学历的价值观，不仅是一种重考试和分数的教学模式，首先是一种学校制度和评价制度。新中国建立之初，与迅速实现工业化的国家赶超战略同构，构造城乡二元、重点学校和普通学校二元的等级化的学校制度，造成重高等教育、轻基础教育，重城市教育、轻农村教育的现实。中小学重点学校制度在长期实行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些可以辨析的基本价值，深刻地影响了整个基础教育的面貌和品质。这些价值主要是：
（１）面向少数人的精英主义教育观。中小学重点学校旨在为上一级学校输送“尖子”，强调优先培养少数专家的国家功利主义的价值，实行半个多世纪以来影响深远，成为目前中小学教育的主导价值，严重干扰作为全民教育的义务教育、基础教育宗旨的实现。
（２）智育至上，考试至上，分数至上。学习与青少年的成长和日常生活相割裂，将学习变成枯燥、刻板、压力强大的智力和技能训练，不仅有损青少年的身心健康，而且破坏了他们学习的动机、探索的兴趣。单纯的分数和升学率评价，致使无论在学校教育还是家庭教育中，道德发展、人格养成成为相对次要的目标。
（3）教育内容的功利化、工具化。培养工程师和科技专家的目标致使学校教育出现重理轻文的价值失衡。所有重点学校均以理科优秀为标榜，各种应试竞赛均为数学、理科、英语、计算机等理科项目，学习文科被视为是二流学生的选择。学校教育严重缺乏人文精神和民族文化的内涵。时至今日，儒家文化等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在中小学教育中尚无一席之地。
（4）培养出人头地的“劳心者”、“白领”、“人上人”成为重点学校事实上的培养目标。学校教育缺乏社会关怀和服务社会的理念，缺乏对社会不平等、弱势阶层的关注，缺乏团队合作精神和能力的培养，形成基础教育脱离基层、实践和乡土，脱离劳动者，鄙薄实际工作、基层工作的风气。
当前“应试教育”的新发展，一是向上下两端的蔓延。一方面向高等教育蔓延，使得大学教育和研究生考试也出现应试化的危险；同时向小学生和低幼龄儿童蔓延，小学阶段炽烈的考证热、英语热、奥数热等高烧不退。小学生学习压力之大、负担之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应试教育”的另外一个重要发展，是它与“教育产业化”政策的结盟。
二、 “教育产业化”的发展模式
“教育产业化”并非严格的理论概念，而是大众传播中的说法。通俗的理解，它泛指90年代中期之后，教育界利用市场机制扩大资源、“经营”学校、营利创收的各种举措。它被视为是一种 “财政视角的教育改革”，或者说是一种“经济主义路线”的改革。在教育经费严重不足的背景下，其动机为弥补教育经费短缺，兴奋点围绕着创收、经营、转制、上市、产权、市场化等问题，以增长和效率为主要追求。
对择校热、“上学难、上学贵”现象的流行解释，一是归因为独生子女政策、望子成龙等社会因素和文化传统。然而，这一因素是长期存在的，作为一种影响教育的背景和“长波”，并不足以解释近年来明显加剧的“上学难、上学贵”现象。二是归因为供求关系，所谓的“优质教育资源短缺论”。但是，我们不妨发问：与五年、十年、二十年前相比，我们的“优质教育资源”究竟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我们的学龄人口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事实非常明显，为什么在“优质教育资源”显著增加、学龄儿童大幅度下降的情况下，“供求关系”反而越来越紧张了？择校热愈演愈烈、择校费不断高涨？显然这一解释是似是而非的。
“应试教育”制度与“教育产业化”政策结成的“神圣同盟”，是理解这一变化的关键。“应试教育”的单一升学率导向奠定了择校的价值基础，两极分化的学校系统，形成了择校的制度基础；挟“教育产业化”之风，“转制学校”、“名校办民校”则将基础教育阶段的高收费和用金钱换取学额的做法合法化、制度化，从而在制度、价值、政策几方面形成了难以破解的择校和高收费机制。其中最主要的3个制度性因素是变相的重点学校制度、高收费制度和转制学校制度。
（1）变相的重点学校制度
伴随义务教育制度的实施，重点学校制度早已没有任何科学性、合理性可言。因而，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教育部已决定取消义务教育阶段的重点学校，取消小学升初中考试，实行就近入学。但事实上，这一制度依然变相存在。各地以建设示范校、实验校、星级学校等种种名义，继续在人为地制造和扩大学校差距。1995年国家教委提出在全国建设1000所示范性高中的政策，成为新一轮创建重点学校、拉大学校差距的强大动力，出现了新一轮建造大校园、豪华校园热，以及盲目攀比、铺张奢华的不良倾向。这些“示范学校”动辄耗费数亿元，从多媒体教室、全空调环境到独立游泳池、体育馆、艺术馆、音乐喷泉等等一应俱全。这些公立重点中小学的硬件水平，普遍高于发达国家的公立学校，也高于我国的优秀的重点大学，不仅造成巨大的教育浪费，而且有违树人育人的教育宗旨。这种“扶强抑弱”、“劫贫济富”的政策，造成学校系统的两极分化。正是这种少数名校、强校和大片一般校、薄弱校并存的现实，造成了逼迫家长不得不择校的刚性机制。
（2）基础教育高收费制度
由于义务教育的公共性、公益性，国家明令禁止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招收择校生。但不合法并不意味着不存在。学校两极分化的现实形成少数名校巨大的“寻租”空间，用金钱购买、交换学额的现象从90年代初即已出现。1997年，张承先撰文谈到，“开始是当地领导给重点中学一些机动名额，允许招择校生高收费，继而发展到‘一校两制’，办‘校中校’、‘校中班’；后又发展到‘国有民营’，甚至提出把学校推向‘质量市场’，主张义务教育阶段办学也应该实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1]
这种起初是小规模的、偷偷摸摸的收费行为，逐渐发展为现在大规模的、名正言顺的高收费制度，有两个政策源头。一是90年代中期公办中小学“转制”的改革，这些“转制学校”由于实行“民营机制”而可以合法地高收费。二是2000年国家通过“三限”的政策规范高中收费，从而将高中阶段收取择校费合法化。由此，用金钱交换学额成为正式制度。
由于在入学机会上“分数面前的平等”——学习能力标准——被突破，用金钱购买学额成为具有合法性的正式制度，享受“优质教育”逐渐成为学生家长经济能力和社会权力的竞争。不仅重点学校，许多普通学校也设置了各种“寻租”的条件和门槛。教育高收费、乱收费的风气大开，极大地异化了学校的教育价值和功能，使基础教育具有明显的营利性，教育在舆论和民意中成为“暴利行业”和“腐败重地”。这就是为什么在教育资源更为短缺的80年代、50年代，公众并没有如现在这样强烈的教育不公平的感受。
（3）转制学校制度
90年代中期之后，中小学“办学体制改革”出现了一批“民办公助”、“公办民助”、“国有民办”的“改制学校”。由于学校可按“民办机制”实行高收费，政府可以显著减轻教育支出，快速扩大教育资源，所以政府和学校都具有积极性。在实践中，这一政策逐渐由“薄弱学校转制”变为所谓的“名校办民校”，即主要将公立名牌学校的初中和小学，改制为高收费的“民办学校”，从而实际地剥夺了人民群众享受低收费教育的机会。[2]
在很多地方，初中教育大面积地成为高收费的教育，使义务教育的公平性、公益性受到极大的伤害。经常有人说，这是“市场机制”、“愿打愿挨”，老百姓愿意为教育付费。然而，如同通过强制拆迁制造刚性购房需求的房地产业那样，这种逼迫老百姓不得不支付高额学费的机制，真的是什么“市场选择”吗？由于“改制学校”、“名校办民校”享有公办和民办教育的双重优惠政策，形成对真正的民办学校的不公平竞争，致使许多地方民办学校出现大面积死亡。
与西方国家新公共管理改革的理念和实践不同，在这一“市场化”取向的发展模式中，政府高度行政化的治理方式没有改变，国家垄断教育资源的方式没有改变。本应更大程度市场化的高等教育，仍处于主要由政府包办的状态；民办教育仍然步履维艰，份额很小。由于完全缺乏政府放权、恢复学校自主性的目标，虽然学校之间的应试竞争异常激烈，学校的办学特色、多样性却没有出现。
三、“应试教育”和“择校热”的价值基础
90年代以来，“产业化”思路大行其道，教育规律、教育价值被经济话语、商业价值和逻辑轻易“俘获”的事实，启示我们思考除了政府教育投入不足、教育经费匮乏这一显而易见的外部原因，是否还有值得思考的源自教育内部的原因？这与在文革期间教育被政治“突然”摧毁的教训是否具有某种相似性？
作为正式制度，我国教育发展的指导思想、教育方针、教育目的是清晰无误的。在社会剧烈转型的过程中，实际影响教育发展的是那些在现实生活中取得支配地位的“非正式的”教育价值和教育思想。因此，需要辨析那些实际影响我国教育政策的价值和动力机制。
（1）国家功利主义的目标和价值
围绕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赶超战略，在计划经济时期所形成的以培养专家为主的国家功利主义的教育价值，其基本特征是具有强烈的精英主义、科技主义、经济主义的取向，将教育的重心放在高等教育、工程和科技教育上；强调效率优先，在资源配置上倾向于城市中心、突出重点，倾向于维系城乡之间、重点学校与普通学校之间、公办教育与民办教育之间的“二元结构”；在教育管理中习惯性地主张国家掌控资源，实行集中计划，强化政府和部门的权力，具有行政化，部门化、官本位等价值特征。虽然这一价值已经受到挑战并发生了变化，但在当下的社会生活、公共政策制定中仍处主流地位，具有很大的惯性。
（2）效率优先的经济主义价值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概念是80年代在经济改革中提出的，用于收入和分配领域处理效率与公平关系的原则。然而，这一提法逐渐被泛化，成为一个简单化的、工作性的口号，未经论证地变成了各行各业通行的改革准则。强势的经济主义成为教育发展的主导价值，“效率优先”成为不容置疑的“硬道理”。
这种单纯“市场-效率”导向在文化教育、卫生等公共事业领域产生的问题特别严重。主要是淡化、模糊了政府提供教育公共服务的特定职责、义务教育主要是政府的义务这样的概念，在现实中则混淆了政府和市场、公办教育和民办教育的不同功能，很容易成为地方政府卸除教育“包袱”的方便借口，将政府用纳税人的钱提供的“公共产品”变成需要花钱购买的服务，架空了弱势阶层和人群享受公共服务的机会和权利。同时，将教育变成营利性的活动，极大地增加了群众的经济支出，加大的教育不公平。
这种价值同时满足了政府对数量、规模、速度等“教育GDP”的政绩追求。诚如阿马蒂亚·森所言，这种“总量排序”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是把不同人的效用直接加总得到总量，只追求效用总量最大化而不注意这一总量在个人之间的分配，不计较分配的不平等程度。[3]人民群众的不公正感受，并不是来自总量，而是来自这一分配过程。
（3）教育指导思想中“人”的缺席
多年来社会主流价值观对“人才”的追求有很大的片面性，产生明确的误导。如前所述，重点学校和教育界所追求的主要是“人才”、尤其是“尖子”。对“才”的关注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对“人”的关注，造成教育最根本的树人育人功能的旁落。在教育过程中，对少数优异学生的关注取代了对大多数人、普通人的关注，致使义务教育具有本不应该有的很强的竞争性、淘汰性、选拔性，其后果是在筛选出一小批“尖子”之时，造就了大量教育的“失败者”，妨碍了基础教育提升国民素质的基本功能。对拔尖人才的追求主要在理工和科技，导致从小学到大学，人文教育、人格养成教育被虚置。尽管素质教育的要求已经提出多年，学校重理轻文、技术主义、工具主义的价值取向并未稍减，反而挟英语、电脑、高科技之势得以强化。作为重点学校制度、重高等教育轻基础教育之类政策的价值基础，它十分“深入人心”，仍在实际地发挥作用。
（4）教育与社会发展和生活脱节
高度集中计划的教育管理体制，致使教育失去主动适应环境变化、灵活地满足社会需求的自我发展的活力，明显滞后于社会发展。在社会功能的实现上，“教育工作不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局面还没有根本扭转”，“在教育思想、教育内容、教育方法上陈旧落后，不同程度地脱离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需要，落后于当代科学文化的发展”。[4]这样的评价今天仍然适用。在人的发展和个体社会化上，学校同样缺乏适应社会变化、满足青少年成长的实际需要的能力，沉溺于分数、考试、升学的陷阱中，失去了与生活的自然联系。
在高度行政化、大一统的管制中，作为教育主体的学校反映的主要国家主义的价值、目标和上级的计划、指令，成为以服从、照章办事为能事的准行政机构。由于缺乏教育民主化的价值和机制，在许多情况下，以国家名义行使、体现的往往只是教育主管部门的价值和意志。90年代以来，强化学校的行政级别，将校长和高校的干部视为党政干部进行管理，助长了官本位价值的蔓延。
（5）教育利益集团的特殊利益
转型期体制改革的重要特点被称为是“内部人改革”，即在缺乏有效的社会参与和利益博弈机制的情况下，由掌控资源的权力部门主导的改革。由于资源垄断和缺乏监督，其实际取向往往不是开放教育市场，更多、更好地提供公共服务；而是不同程度地利用权力设租寻租，形成基于部门利益的特殊利益集团，从而损害了教育的公益性、公共性、公正性等基本价值。
应当看到，如重点学校制度、转制学校、择校、考试制度等的改革，固然有理念和价值之争，改变这一现实的真正难度却是利益格局的调整，是利益之争。因而，当前谈促进教育公平，突出的问题是政府治理，规范政府在市场经济环境中的行为，确立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公共产品，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等基本职责。同时，在多元利益格局的现实中，建立新的公共政策决策机制，通过公众参与、多元利益表达和利益博弈等制度创新，达到价值和利益的平衡，确保教育公共政策的公正性、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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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90年代末以来，我国教育巨大的发展成就与教育的品质和社会声誉的低落构成强烈的反差，屡禁不止的“应试教育”、严重的择校热所造成的“上学难、上学贵”，成为基础教育领域两个最为突出的问题。对现实生活中“屡禁不止”、“愈演愈烈”的反教育的谬误，仅仅靠“转变教育思想”是不够的，必须找到确定的制度性原因，因为它往往是某种公共政策的直接产物。而公共政策则来源于某种价值观，是政府对社会价值所做的“权威性分配”。这一政策的实行反过来继续强化这一社会价值，造成政策与价值互为支撑和依赖，互为“现实合理性”的存在依据。因而，为了改变这种坏的公共政策，必须从教育价值的理论源头进行清理。
一、愈演愈烈的“应试教育”
学生学习负担过重、学校重考试、重分数等教育弊端，在具有科举教育传统的儒教文化圈的国家具有共性，但它在中国学校教育中的严重性、危害性可能是首屈一指的。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它就引起毛泽东的高度关注，成为历次“教育革命”的主要对象。80年代之后，伴随恢复高考和学历主义的盛行，这一现象愈演愈烈，被称为“片面追求升学率”；到90年代被正式命名为“应试教育”。高校招生规模太小、供求关系严重失衡，“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被视为是导致中小学“应试教育”的结构性原因。然而，1999年以来的高等学校扩招，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已经由扩招扩前的7%左右增长为目前的21%，中小学阶段的教育气氛的状况却并没有如预期那样得以改善。人人喊打却打而不倒“应试教育”，成为基础教育难以治愈的痼疾和不解之迷。
应该看到，作为一种“为应付考试而进行的教育”，“应试教育”不仅是一种重书本、重学历的价值观，不仅是一种重考试和分数的教学模式，首先是一种学校制度和评价制度。新中国建立之初，与迅速实现工业化的国家赶超战略同构，构造城乡二元、重点学校和普通学校二元的等级化的学校制度，造成重高等教育、轻基础教育，重城市教育、轻农村教育的现实。中小学重点学校制度在长期实行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些可以辨析的基本价值，深刻地影响了整个基础教育的面貌和品质。这些价值主要是：
（１）面向少数人的精英主义教育观。中小学重点学校旨在为上一级学校输送“尖子”，强调优先培养少数专家的国家功利主义的价值，实行半个多世纪以来影响深远，成为目前中小学教育的主导价值，严重干扰作为全民教育的义务教育、基础教育宗旨的实现。
（２）智育至上，考试至上，分数至上。学习与青少年的成长和日常生活相割裂，将学习变成枯燥、刻板、压力强大的智力和技能训练，不仅有损青少年的身心健康，而且破坏了他们学习的动机、探索的兴趣。单纯的分数和升学率评价，致使无论在学校教育还是家庭教育中，道德发展、人格养成成为相对次要的目标。
（3）教育内容的功利化、工具化。培养工程师和科技专家的目标致使学校教育出现重理轻文的价值失衡。所有重点学校均以理科优秀为标榜，各种应试竞赛均为数学、理科、英语、计算机等理科项目，学习文科被视为是二流学生的选择。学校教育严重缺乏人文精神和民族文化的内涵。时至今日，儒家文化等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在中小学教育中尚无一席之地。
（4）培养出人头地的“劳心者”、“白领”、“人上人”成为重点学校事实上的培养目标。学校教育缺乏社会关怀和服务社会的理念，缺乏对社会不平等、弱势阶层的关注，缺乏团队合作精神和能力的培养，形成基础教育脱离基层、实践和乡土，脱离劳动者，鄙薄实际工作、基层工作的风气。
当前“应试教育”的新发展，一是向上下两端的蔓延。一方面向高等教育蔓延，使得大学教育和研究生考试也出现应试化的危险；同时向小学生和低幼龄儿童蔓延，小学阶段炽烈的考证热、英语热、奥数热等高烧不退。小学生学习压力之大、负担之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应试教育”的另外一个重要发展，是它与“教育产业化”政策的结盟。
二、 “教育产业化”的发展模式
“教育产业化”并非严格的理论概念，而是大众传播中的说法。通俗的理解，它泛指90年代中期之后，教育界利用市场机制扩大资源、“经营”学校、营利创收的各种举措。它被视为是一种 “财政视角的教育改革”，或者说是一种“经济主义路线”的改革。在教育经费严重不足的背景下，其动机为弥补教育经费短缺，兴奋点围绕着创收、经营、转制、上市、产权、市场化等问题，以增长和效率为主要追求。
对择校热、“上学难、上学贵”现象的流行解释，一是归因为独生子女政策、望子成龙等社会因素和文化传统。然而，这一因素是长期存在的，作为一种影响教育的背景和“长波”，并不足以解释近年来明显加剧的“上学难、上学贵”现象。二是归因为供求关系，所谓的“优质教育资源短缺论”。但是，我们不妨发问：与五年、十年、二十年前相比，我们的“优质教育资源”究竟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我们的学龄人口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事实非常明显，为什么在“优质教育资源”显著增加、学龄儿童大幅度下降的情况下，“供求关系”反而越来越紧张了？择校热愈演愈烈、择校费不断高涨？显然这一解释是似是而非的。
“应试教育”制度与“教育产业化”政策结成的“神圣同盟”，是理解这一变化的关键。“应试教育”的单一升学率导向奠定了择校的价值基础，两极分化的学校系统，形成了择校的制度基础；挟“教育产业化”之风，“转制学校”、“名校办民校”则将基础教育阶段的高收费和用金钱换取学额的做法合法化、制度化，从而在制度、价值、政策几方面形成了难以破解的择校和高收费机制。其中最主要的3个制度性因素是变相的重点学校制度、高收费制度和转制学校制度。
（1）变相的重点学校制度
伴随义务教育制度的实施，重点学校制度早已没有任何科学性、合理性可言。因而，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教育部已决定取消义务教育阶段的重点学校，取消小学升初中考试，实行就近入学。但事实上，这一制度依然变相存在。各地以建设示范校、实验校、星级学校等种种名义，继续在人为地制造和扩大学校差距。1995年国家教委提出在全国建设1000所示范性高中的政策，成为新一轮创建重点学校、拉大学校差距的强大动力，出现了新一轮建造大校园、豪华校园热，以及盲目攀比、铺张奢华的不良倾向。这些“示范学校”动辄耗费数亿元，从多媒体教室、全空调环境到独立游泳池、体育馆、艺术馆、音乐喷泉等等一应俱全。这些公立重点中小学的硬件水平，普遍高于发达国家的公立学校，也高于我国的优秀的重点大学，不仅造成巨大的教育浪费，而且有违树人育人的教育宗旨。这种“扶强抑弱”、“劫贫济富”的政策，造成学校系统的两极分化。正是这种少数名校、强校和大片一般校、薄弱校并存的现实，造成了逼迫家长不得不择校的刚性机制。
（2）基础教育高收费制度
由于义务教育的公共性、公益性，国家明令禁止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招收择校生。但不合法并不意味着不存在。学校两极分化的现实形成少数名校巨大的“寻租”空间，用金钱购买、交换学额的现象从90年代初即已出现。1997年，张承先撰文谈到，“开始是当地领导给重点中学一些机动名额，允许招择校生高收费，继而发展到‘一校两制’，办‘校中校’、‘校中班’；后又发展到‘国有民营’，甚至提出把学校推向‘质量市场’，主张义务教育阶段办学也应该实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1]
这种起初是小规模的、偷偷摸摸的收费行为，逐渐发展为现在大规模的、名正言顺的高收费制度，有两个政策源头。一是90年代中期公办中小学“转制”的改革，这些“转制学校”由于实行“民营机制”而可以合法地高收费。二是2000年国家通过“三限”的政策规范高中收费，从而将高中阶段收取择校费合法化。由此，用金钱交换学额成为正式制度。
由于在入学机会上“分数面前的平等”——学习能力标准——被突破，用金钱购买学额成为具有合法性的正式制度，享受“优质教育”逐渐成为学生家长经济能力和社会权力的竞争。不仅重点学校，许多普通学校也设置了各种“寻租”的条件和门槛。教育高收费、乱收费的风气大开，极大地异化了学校的教育价值和功能，使基础教育具有明显的营利性，教育在舆论和民意中成为“暴利行业”和“腐败重地”。这就是为什么在教育资源更为短缺的80年代、50年代，公众并没有如现在这样强烈的教育不公平的感受。
（3）转制学校制度
90年代中期之后，中小学“办学体制改革”出现了一批“民办公助”、“公办民助”、“国有民办”的“改制学校”。由于学校可按“民办机制”实行高收费，政府可以显著减轻教育支出，快速扩大教育资源，所以政府和学校都具有积极性。在实践中，这一政策逐渐由“薄弱学校转制”变为所谓的“名校办民校”，即主要将公立名牌学校的初中和小学，改制为高收费的“民办学校”，从而实际地剥夺了人民群众享受低收费教育的机会。[2]
在很多地方，初中教育大面积地成为高收费的教育，使义务教育的公平性、公益性受到极大的伤害。经常有人说，这是“市场机制”、“愿打愿挨”，老百姓愿意为教育付费。然而，如同通过强制拆迁制造刚性购房需求的房地产业那样，这种逼迫老百姓不得不支付高额学费的机制，真的是什么“市场选择”吗？由于“改制学校”、“名校办民校”享有公办和民办教育的双重优惠政策，形成对真正的民办学校的不公平竞争，致使许多地方民办学校出现大面积死亡。
与西方国家新公共管理改革的理念和实践不同，在这一“市场化”取向的发展模式中，政府高度行政化的治理方式没有改变，国家垄断教育资源的方式没有改变。本应更大程度市场化的高等教育，仍处于主要由政府包办的状态；民办教育仍然步履维艰，份额很小。由于完全缺乏政府放权、恢复学校自主性的目标，虽然学校之间的应试竞争异常激烈，学校的办学特色、多样性却没有出现。
三、“应试教育”和“择校热”的价值基础
90年代以来，“产业化”思路大行其道，教育规律、教育价值被经济话语、商业价值和逻辑轻易“俘获”的事实，启示我们思考除了政府教育投入不足、教育经费匮乏这一显而易见的外部原因，是否还有值得思考的源自教育内部的原因？这与在文革期间教育被政治“突然”摧毁的教训是否具有某种相似性？
作为正式制度，我国教育发展的指导思想、教育方针、教育目的是清晰无误的。在社会剧烈转型的过程中，实际影响教育发展的是那些在现实生活中取得支配地位的“非正式的”教育价值和教育思想。因此，需要辨析那些实际影响我国教育政策的价值和动力机制。
（1）国家功利主义的目标和价值
围绕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赶超战略，在计划经济时期所形成的以培养专家为主的国家功利主义的教育价值，其基本特征是具有强烈的精英主义、科技主义、经济主义的取向，将教育的重心放在高等教育、工程和科技教育上；强调效率优先，在资源配置上倾向于城市中心、突出重点，倾向于维系城乡之间、重点学校与普通学校之间、公办教育与民办教育之间的“二元结构”；在教育管理中习惯性地主张国家掌控资源，实行集中计划，强化政府和部门的权力，具有行政化，部门化、官本位等价值特征。虽然这一价值已经受到挑战并发生了变化，但在当下的社会生活、公共政策制定中仍处主流地位，具有很大的惯性。
（2）效率优先的经济主义价值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概念是80年代在经济改革中提出的，用于收入和分配领域处理效率与公平关系的原则。然而，这一提法逐渐被泛化，成为一个简单化的、工作性的口号，未经论证地变成了各行各业通行的改革准则。强势的经济主义成为教育发展的主导价值，“效率优先”成为不容置疑的“硬道理”。
这种单纯“市场-效率”导向在文化教育、卫生等公共事业领域产生的问题特别严重。主要是淡化、模糊了政府提供教育公共服务的特定职责、义务教育主要是政府的义务这样的概念，在现实中则混淆了政府和市场、公办教育和民办教育的不同功能，很容易成为地方政府卸除教育“包袱”的方便借口，将政府用纳税人的钱提供的“公共产品”变成需要花钱购买的服务，架空了弱势阶层和人群享受公共服务的机会和权利。同时，将教育变成营利性的活动，极大地增加了群众的经济支出，加大的教育不公平。
这种价值同时满足了政府对数量、规模、速度等“教育GDP”的政绩追求。诚如阿马蒂亚·森所言，这种“总量排序”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是把不同人的效用直接加总得到总量，只追求效用总量最大化而不注意这一总量在个人之间的分配，不计较分配的不平等程度。[3]人民群众的不公正感受，并不是来自总量，而是来自这一分配过程。
（3）教育指导思想中“人”的缺席
多年来社会主流价值观对“人才”的追求有很大的片面性，产生明确的误导。如前所述，重点学校和教育界所追求的主要是“人才”、尤其是“尖子”。对“才”的关注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对“人”的关注，造成教育最根本的树人育人功能的旁落。在教育过程中，对少数优异学生的关注取代了对大多数人、普通人的关注，致使义务教育具有本不应该有的很强的竞争性、淘汰性、选拔性，其后果是在筛选出一小批“尖子”之时，造就了大量教育的“失败者”，妨碍了基础教育提升国民素质的基本功能。对拔尖人才的追求主要在理工和科技，导致从小学到大学，人文教育、人格养成教育被虚置。尽管素质教育的要求已经提出多年，学校重理轻文、技术主义、工具主义的价值取向并未稍减，反而挟英语、电脑、高科技之势得以强化。作为重点学校制度、重高等教育轻基础教育之类政策的价值基础，它十分“深入人心”，仍在实际地发挥作用。
（4）教育与社会发展和生活脱节
高度集中计划的教育管理体制，致使教育失去主动适应环境变化、灵活地满足社会需求的自我发展的活力，明显滞后于社会发展。在社会功能的实现上，“教育工作不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局面还没有根本扭转”，“在教育思想、教育内容、教育方法上陈旧落后，不同程度地脱离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需要，落后于当代科学文化的发展”。[4]这样的评价今天仍然适用。在人的发展和个体社会化上，学校同样缺乏适应社会变化、满足青少年成长的实际需要的能力，沉溺于分数、考试、升学的陷阱中，失去了与生活的自然联系。
在高度行政化、大一统的管制中，作为教育主体的学校反映的主要国家主义的价值、目标和上级的计划、指令，成为以服从、照章办事为能事的准行政机构。由于缺乏教育民主化的价值和机制，在许多情况下，以国家名义行使、体现的往往只是教育主管部门的价值和意志。90年代以来，强化学校的行政级别，将校长和高校的干部视为党政干部进行管理，助长了官本位价值的蔓延。
（5）教育利益集团的特殊利益
转型期体制改革的重要特点被称为是“内部人改革”，即在缺乏有效的社会参与和利益博弈机制的情况下，由掌控资源的权力部门主导的改革。由于资源垄断和缺乏监督，其实际取向往往不是开放教育市场，更多、更好地提供公共服务；而是不同程度地利用权力设租寻租，形成基于部门利益的特殊利益集团，从而损害了教育的公益性、公共性、公正性等基本价值。
应当看到，如重点学校制度、转制学校、择校、考试制度等的改革，固然有理念和价值之争，改变这一现实的真正难度却是利益格局的调整，是利益之争。因而，当前谈促进教育公平，突出的问题是政府治理，规范政府在市场经济环境中的行为，确立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公共产品，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等基本职责。同时，在多元利益格局的现实中，建立新的公共政策决策机制，通过公众参与、多元利益表达和利益博弈等制度创新，达到价值和利益的平衡，确保教育公共政策的公正性、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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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4月21日星期二
北大毕业生觉得海外华人很可怜
我是北大毕业的，读完硕士就回国了，现在在北京工作。因为在美国呆过几年，所以偶尔也来这版上逛逛。说实话，这个BBS上几乎每天都是唉声叹气的，所以我谈几点想法吧。
出国留学的很多人都属于曾经在中国的应试教育制度中获利的，也有些人从小读书成绩好，过得比较光耀，家长也很有面子。出国留学，其实对于绝大多数人，出国的初衷就是希望走捷径获得成功，当然还有就是满足虚荣心。我的同学里有很多在国外，大学的，中学的都有，好多年过去了，在国外过得愉快的没有几个。
基本都是毕业了，找个普通工作，养家糊口，混在社会的二三流人群中。我曾经问过一些同学，这是你当初想要的生活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但是为什么他们不回国呢，他们自己也说说不清楚。在美国的华人，年轻的时候，往往想极力去展现自己的能力，但是等他们老的时候，绝大多数人会发现，他几乎一无所得。过度的虚荣心让很多人郁闷一生。
一大学女同学，深爱着一个男孩，男孩聪明，帅气，属于那种在同龄人中各个方面都极为出色的人物，在大学时学习成绩，体育运动，组织活动能力都是非常杰出的，两人好了好几年，但是终于女孩提出要出国了。其实，出国去干什么，女孩自己也说不清楚，只是一种虚荣心支持着自己，非要出国，后来女孩走了。男孩留在国内，在自己的领域工作非常杰出，女孩至今还未出嫁，长期的郁闷，使得精神已经不太正常，于今年回国养病了。很多女人，尤其是在学校里学习成绩不错的女人，非常愿意出国，这种现象主要是由于女人的虚荣心造成的。
大家平时老说国内的房价高，其实我想说，并不高。大家在比较的时候，应该比较北京上海与纽约东京的房价(当然是想对于当地的收入和消费水平)。中国其他大多数城市，房价都很低。而且大家根本不知道北京人多么有钱。我所住的小区，当年3000一平米，现在6000，比较靠郊外，我和我老婆两人一年接近 30万，但我发现我们家是这个单元几乎最穷的。在中国，很多人的收入，不是简单的工资，奖金。并不是大家所认为的灰色收入，而是在中国，在自己的土地上，只要你是勤劳的，你有太多的机会去挣钱。我是做计算机的，每年除了工资10几万，而且我一年有好多个私活，比如我们几个朋友一起做了个产品，每年都能卖不少钱，而且还有一些项目什么的，一次就是5万以上，一个月就做完了。我的一个邻居，在公司工作，同时自己还开个小公司，收入丰厚。
为什么房价居高不下呢，因为有太多的人能买得起房，北京08年奥运会，所以这两年减缩了很多建设项目，所以就更加供不应求了。在国内的同学都过得不错，尤其是中学同学，几乎都买了车，而且都是买的德国车。有的甚至于已经买了奔驰550。
国内的生活丰富。周一到周五工作，周末郊游，聚会，运动。在国内，自己就是主人，干什么都行，呵呵。去年我有个同事去美国出差，回来他说就是觉得那帮兄弟过得挺苦，这个苦不是说大家经济上多穷，而是精神上。现在有句话，性格决定成败。出国的人，很多人的性格都不太开明，比较自私，因为大家读书读了几十年，在人性的思考和努力其实是不多的，或者说思考了却做不到的。前几天这个版上有人说，真正的精英都在国内，其实我现在也觉得这句话是对的。中国这些年的发展，都是靠国内的人作出的。80、90年代的时候，回国得大多在国外混得不好的，而现在不同了，回国的大多数是功成名就或在自己行业很优秀的。就像钱宁那本书上说的，为什么很多人不回国，只是因为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回国的路不是充满鲜花和掌声的。
很多人心态已经开始不平衡。在这个版上，经常看到一些人，最喜欢贬低中国，鄙视国内人。其实，大家都是中国人，干嘛这样啊。混得差了，又不是别人害你成这样了，都是你自己选择的路。我有朋友说，我们学化学、生物的，不出国在国内没法混啊，那我就想问，那为啥你当时非要学这个专业？很多人都说，在美国毕了业，找了工作，日子就会很爽，说实话，那么拼命来美国，真的就是为了找份工作？而且又是普普通通的工作？很多人埋怨说，在中国，受人压制。其实，出国的大多数人，根本没什么工作经验，都是毕业就直接走了，你哪知道社会究竟是怎样。我觉得冯小刚有句话说得很对，他说，现在这个社会，谈什么怀才不遇，都是愚蠢的。这个社会，真正有能力的人，都能浮在社会金字塔尖上，你没有起来，只能说明，你的能力还没有你想象的强，或者你是自以为是。所以，理智的想法是，提升自己，而不要去怪社会。对企业不忠诚的人，企业不会重用，同样，对国家不忠诚，国家也会弃用。大家应该明白这一点吧。
亚洲第一男中音廖昌永曾说，他当年如果出国了，可能就跟他的同学一样，泯然众人矣了，他的有句话我觉得说得好，甭管你在哪里，首先得有根，然后再谈其他的。在国内混不好的，在国外也混不好；在国外混不好的，在国内也混不好我始终坚持这个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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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国留学的很多人都属于曾经在中国的应试教育制度中获利的，也有些人从小读书成绩好，过得比较光耀，家长也很有面子。出国留学，其实对于绝大多数人，出国的初衷就是希望走捷径获得成功，当然还有就是满足虚荣心。我的同学里有很多在国外，大学的，中学的都有，好多年过去了，在国外过得愉快的没有几个。
基本都是毕业了，找个普通工作，养家糊口，混在社会的二三流人群中。我曾经问过一些同学，这是你当初想要的生活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但是为什么他们不回国呢，他们自己也说说不清楚。在美国的华人，年轻的时候，往往想极力去展现自己的能力，但是等他们老的时候，绝大多数人会发现，他几乎一无所得。过度的虚荣心让很多人郁闷一生。
一大学女同学，深爱着一个男孩，男孩聪明，帅气，属于那种在同龄人中各个方面都极为出色的人物，在大学时学习成绩，体育运动，组织活动能力都是非常杰出的，两人好了好几年，但是终于女孩提出要出国了。其实，出国去干什么，女孩自己也说不清楚，只是一种虚荣心支持着自己，非要出国，后来女孩走了。男孩留在国内，在自己的领域工作非常杰出，女孩至今还未出嫁，长期的郁闷，使得精神已经不太正常，于今年回国养病了。很多女人，尤其是在学校里学习成绩不错的女人，非常愿意出国，这种现象主要是由于女人的虚荣心造成的。
大家平时老说国内的房价高，其实我想说，并不高。大家在比较的时候，应该比较北京上海与纽约东京的房价(当然是想对于当地的收入和消费水平)。中国其他大多数城市，房价都很低。而且大家根本不知道北京人多么有钱。我所住的小区，当年3000一平米，现在6000，比较靠郊外，我和我老婆两人一年接近 30万，但我发现我们家是这个单元几乎最穷的。在中国，很多人的收入，不是简单的工资，奖金。并不是大家所认为的灰色收入，而是在中国，在自己的土地上，只要你是勤劳的，你有太多的机会去挣钱。我是做计算机的，每年除了工资10几万，而且我一年有好多个私活，比如我们几个朋友一起做了个产品，每年都能卖不少钱，而且还有一些项目什么的，一次就是5万以上，一个月就做完了。我的一个邻居，在公司工作，同时自己还开个小公司，收入丰厚。
为什么房价居高不下呢，因为有太多的人能买得起房，北京08年奥运会，所以这两年减缩了很多建设项目，所以就更加供不应求了。在国内的同学都过得不错，尤其是中学同学，几乎都买了车，而且都是买的德国车。有的甚至于已经买了奔驰550。
国内的生活丰富。周一到周五工作，周末郊游，聚会，运动。在国内，自己就是主人，干什么都行，呵呵。去年我有个同事去美国出差，回来他说就是觉得那帮兄弟过得挺苦，这个苦不是说大家经济上多穷，而是精神上。现在有句话，性格决定成败。出国的人，很多人的性格都不太开明，比较自私，因为大家读书读了几十年，在人性的思考和努力其实是不多的，或者说思考了却做不到的。前几天这个版上有人说，真正的精英都在国内，其实我现在也觉得这句话是对的。中国这些年的发展，都是靠国内的人作出的。80、90年代的时候，回国得大多在国外混得不好的，而现在不同了，回国的大多数是功成名就或在自己行业很优秀的。就像钱宁那本书上说的，为什么很多人不回国，只是因为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回国的路不是充满鲜花和掌声的。
很多人心态已经开始不平衡。在这个版上，经常看到一些人，最喜欢贬低中国，鄙视国内人。其实，大家都是中国人，干嘛这样啊。混得差了，又不是别人害你成这样了，都是你自己选择的路。我有朋友说，我们学化学、生物的，不出国在国内没法混啊，那我就想问，那为啥你当时非要学这个专业？很多人都说，在美国毕了业，找了工作，日子就会很爽，说实话，那么拼命来美国，真的就是为了找份工作？而且又是普普通通的工作？很多人埋怨说，在中国，受人压制。其实，出国的大多数人，根本没什么工作经验，都是毕业就直接走了，你哪知道社会究竟是怎样。我觉得冯小刚有句话说得很对，他说，现在这个社会，谈什么怀才不遇，都是愚蠢的。这个社会，真正有能力的人，都能浮在社会金字塔尖上，你没有起来，只能说明，你的能力还没有你想象的强，或者你是自以为是。所以，理智的想法是，提升自己，而不要去怪社会。对企业不忠诚的人，企业不会重用，同样，对国家不忠诚，国家也会弃用。大家应该明白这一点吧。
亚洲第一男中音廖昌永曾说，他当年如果出国了，可能就跟他的同学一样，泯然众人矣了，他的有句话我觉得说得好，甭管你在哪里，首先得有根，然后再谈其他的。在国内混不好的，在国外也混不好；在国外混不好的，在国内也混不好我始终坚持这个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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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4月4日星期六
别怕孩子不听话，他们只是把妈妈的话记在了心里
我的2个孩子相差近7岁，所以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碰到各类问题时，正好让我有机会思“前”想“后”，以“大”比“小”，分析2个宝宝不同年龄段的不同表现，找出问题的源头。
最近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当我向2个孩子发出同样的指令时，2人的反应是不同的：比如外边天气很冷，我让大家穿上外套准备出发。大儿子会说：“妈妈，真的很冷，快多穿点。”而小儿子好像没听见我说什么，直接开门跑出去，等发现外面很冷，才跑回来找妈妈穿外套。
以前我一直以为这是因为小孩子不听话，希望把妈妈的话当成耳边风，左耳进，右耳出。但最近学习到一项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做的儿童心理的研究，结果表明：幼年的宝宝不是不听话，他们只是把妈妈的话存在了记忆中，等到以后需要时再把妈妈的话从记忆中翻出来。
科罗拉多大学的Yuko Munakata教授和他的同事用一个游戏，通过测量孩子瞳孔的变化，以此研究比较3岁儿童跟8岁儿童对事物的认知和反应。
游戏中有两个卡通人物：蓝色斑点狗和海绵宝宝。3岁和8岁的孩子们分别被告知：蓝色斑点狗喜欢吃西瓜，海绵宝宝不喜欢。当电脑屏幕上出现西瓜，紧跟着的画面，如果是蓝色斑点狗，孩子可以点击笑脸的表情，但如果出现海绵宝宝，孩子就要点击苦恼的表情。
8岁的宝宝玩这个游戏得心应手，因为他们能预见到结果，一出现西瓜和斑点狗，他们就知道要点笑脸了；而3岁的宝宝无法预见到结果，反应缓慢，当看到西瓜时，还在全力思考之前的画面，而不是去预见之后的画面。
结果表明，三岁的宝宝既不会为未来考虑，也不会思考当下的状况。遇到问题他们会从回忆中去寻找帮助。
所以，当我让大家去穿外套时，大儿子会预见到外边冷要加衣服，而小儿子只是把妈妈的话暂存在记忆里，看上去好像完全无视妈妈的嘱咐直往外奔。等到被冻到了，他会想起妈妈，再跑进妈妈怀里来取暖。
其实，3岁的宝宝不是不听话，而是无法预知未来，也没有把原因与结果相连贯的认知能力。
我学到了一点新东西。
妈妈们，也请多给孩子们一点耐心，重复你的教导，那一定是有用的，你的每一次重复都会寄存在宝宝的记忆的银行里，时间久了那就会成为他的“指南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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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当我向2个孩子发出同样的指令时，2人的反应是不同的：比如外边天气很冷，我让大家穿上外套准备出发。大儿子会说：“妈妈，真的很冷，快多穿点。”而小儿子好像没听见我说什么，直接开门跑出去，等发现外面很冷，才跑回来找妈妈穿外套。
以前我一直以为这是因为小孩子不听话，希望把妈妈的话当成耳边风，左耳进，右耳出。但最近学习到一项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做的儿童心理的研究，结果表明：幼年的宝宝不是不听话，他们只是把妈妈的话存在了记忆中，等到以后需要时再把妈妈的话从记忆中翻出来。
科罗拉多大学的Yuko Munakata教授和他的同事用一个游戏，通过测量孩子瞳孔的变化，以此研究比较3岁儿童跟8岁儿童对事物的认知和反应。
游戏中有两个卡通人物：蓝色斑点狗和海绵宝宝。3岁和8岁的孩子们分别被告知：蓝色斑点狗喜欢吃西瓜，海绵宝宝不喜欢。当电脑屏幕上出现西瓜，紧跟着的画面，如果是蓝色斑点狗，孩子可以点击笑脸的表情，但如果出现海绵宝宝，孩子就要点击苦恼的表情。
8岁的宝宝玩这个游戏得心应手，因为他们能预见到结果，一出现西瓜和斑点狗，他们就知道要点笑脸了；而3岁的宝宝无法预见到结果，反应缓慢，当看到西瓜时，还在全力思考之前的画面，而不是去预见之后的画面。
结果表明，三岁的宝宝既不会为未来考虑，也不会思考当下的状况。遇到问题他们会从回忆中去寻找帮助。
所以，当我让大家去穿外套时，大儿子会预见到外边冷要加衣服，而小儿子只是把妈妈的话暂存在记忆里，看上去好像完全无视妈妈的嘱咐直往外奔。等到被冻到了，他会想起妈妈，再跑进妈妈怀里来取暖。
其实，3岁的宝宝不是不听话，而是无法预知未来，也没有把原因与结果相连贯的认知能力。
我学到了一点新东西。
妈妈们，也请多给孩子们一点耐心，重复你的教导，那一定是有用的，你的每一次重复都会寄存在宝宝的记忆的银行里，时间久了那就会成为他的“指南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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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3月29日星期日
专家指导：大学生创业注意五大风险
此次招聘会现场，有爱心手工编织制品、优德青年咖啡等50个创业项目参会，这是主办方根据大学毕业生普遍缺乏社会经验、抗风险能力差等特点精心选择的。中国北方人才市场有关负责人介绍，此次民营企业招聘高校毕业生洽谈会暨创业项目展示会是将“就业岗位招聘与创业项目洽谈”相结合的一次有益尝试，大学毕业生可根据自身的特点和意向，或寻找较为满意的工作，或得到一些较好的创业项目，并从中学习创业政策、技巧等相关知识，为今后的创业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北方人才毕业生就业指导部负责人告诉记者，大学生创业存在很多风险，他们是否具备风险意识和规避风险的能力，将直接影响创业的成败。
风险一：项目选择太盲目
大学生创业时如果缺乏前期市场调研和论证，只是凭自己的兴趣和想象来决定投资方向，甚至仅凭一时心血来潮做决定，一定会碰得头破血流。
大学生创业者在创业初期一定要做好市场调研，在了解市场的基础上创业。一般来说，大学生创业者资金实力较弱，选择启动资金不多、人手配备要求不高的项目，从小本经营做起比较适宜。
风险二：缺乏创业技能
很多大学生创业者眼高手低，当创业计划转变为实际操作时，才发现自己根本不具备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样的创业无异于纸上谈兵。一方面，大学生应去企业打工或实习，积累相关的管理和营销经验；另一方面，积极参加创业培训，积累创业知识，接受专业指导，提高创业成功率。
风险三：融资渠道单一
如果没有广阔的融资渠道，创业计划只能是一纸空谈。除了银行贷款、自筹资金、民间借贷等传统方式外，还可以充分利用风险投资、创业基金等融资渠道。
风险四：社会资源贫乏
企业创建、市场开拓、产品推介等工作都需要调动社会资源，大学生在这方面会感到非常吃力。平时应多参加各种社会实践活动，扩大自己人际交往的范围。创业前，可以先到相关行业领域工作一段时间，通过这个平台，为自己日后的创业积累人脉。
风险五：管理过于随意
一些大学生创业者虽然技术出类拔萃，但理财、营销、沟通、管理方面的能力普遍不足。要想创业成功，大学生创业者必须技术、经营两手抓，可从合伙创业、家庭创业或从虚拟店铺开始，锻炼创业能力，也可以聘用职业经理人负责企业的日常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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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人才毕业生就业指导部负责人告诉记者，大学生创业存在很多风险，他们是否具备风险意识和规避风险的能力，将直接影响创业的成败。
风险一：项目选择太盲目
大学生创业时如果缺乏前期市场调研和论证，只是凭自己的兴趣和想象来决定投资方向，甚至仅凭一时心血来潮做决定，一定会碰得头破血流。
大学生创业者在创业初期一定要做好市场调研，在了解市场的基础上创业。一般来说，大学生创业者资金实力较弱，选择启动资金不多、人手配备要求不高的项目，从小本经营做起比较适宜。
风险二：缺乏创业技能
很多大学生创业者眼高手低，当创业计划转变为实际操作时，才发现自己根本不具备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样的创业无异于纸上谈兵。一方面，大学生应去企业打工或实习，积累相关的管理和营销经验；另一方面，积极参加创业培训，积累创业知识，接受专业指导，提高创业成功率。
风险三：融资渠道单一
如果没有广阔的融资渠道，创业计划只能是一纸空谈。除了银行贷款、自筹资金、民间借贷等传统方式外，还可以充分利用风险投资、创业基金等融资渠道。
风险四：社会资源贫乏
企业创建、市场开拓、产品推介等工作都需要调动社会资源，大学生在这方面会感到非常吃力。平时应多参加各种社会实践活动，扩大自己人际交往的范围。创业前，可以先到相关行业领域工作一段时间，通过这个平台，为自己日后的创业积累人脉。
风险五：管理过于随意
一些大学生创业者虽然技术出类拔萃，但理财、营销、沟通、管理方面的能力普遍不足。要想创业成功，大学生创业者必须技术、经营两手抓，可从合伙创业、家庭创业或从虚拟店铺开始，锻炼创业能力，也可以聘用职业经理人负责企业的日常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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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应该为求职做的8件事
1.你有任何一个能“拿得出手”的长处吗？
回想我的大学生涯，我唯一能“拿得出手”的长处就是“说话”：我在晚会上表演过诗歌朗诵，演讲比赛得过冠军，辩论赛得过最后一名，竞争过主持人的岗位(因脸不如嘴精彩而险败)。种种经历加在一起，命运就把我很自然地推向了“用嘴吃饭”的岗位：翻译－销售－教师－求职咨询。
我的一个广州学员，从小是个让爹生气让妈生痘的家伙，就因为他爱打游戏。从初中打到高中(小学时代尚是乖宝)，一路打进了某个五流大学。他的大学成绩也是及格万岁的标准，然而，他从大二开始，就“打游戏并思考着”，思考自己打过的游戏的优缺点和改进方案。逐渐，他从一个买游戏点卡的人，逐渐在学校卖点卡；大三上学期就开始跑出校园，到游戏厅去卖点卡。由于一直关注游戏产业，他每周都看智联招聘的职位介绍，一发现兼职机会就去尝试。如此这般，大三就已经给东莞的游戏公司兼职做游戏策划了，大四已经实现了人生第一次跳槽，到一家专门做外包的游戏厂商那里定期上班了。结果，大四的时候，他正式进入了一家刚进中国的英国游戏公司，做市场策划，年薪6万(公司业绩好则浮动至8万)。
那么，各位同学，你能“拿得出手”的长处是什么呢？
你可能心下一惊：“天哪，我既不会说，也不会打游戏……”那么，请看这个案例吧：
广外某女生，英语较好，相貌中等，学习一般，社团没做过，最大的优点是从高中到大学做了6年的生活委员，为人热心＋细心，十足的大姐式人物。这个女孩，进了Intel做客服兼销售，而她最能“拿得出手”的长处，是：懂事。(备注：如果你觉得自己也很“懂事”，我需要问你一句：你做过几年生活委员，或者宿舍社长之类？否则，你拿什么证明你的“懂事儿”？)
2. 如果没有某个“拿得出手”的长处，你有哪些地方比别人强一点？
大学的时候，我在性格上比别人坚强一点(农村孩子的本性)，在写文章上比很多人强一点。毕业之后，我做了需要坚强的销售工作，后来又当了老师，出版了【这些道理没有人告诉过你】这个大部头作品。这些，都和在大学里“比别人强一点”的本事有关。
我的大学师姐，在打扮方面比我强1点，在摄影方面比我强2点。毕业之后，就靠着这1、2点的比别人强的特点，她进了某公司市场部(市场部的员工需要有美感，土人绝对进不去)。十多年过去了，她从品牌经理助理，做到助理品牌经理，再到品牌经理，再到跨国公司市场部总监。
那么，同学们，你在哪些方面，比别人“强一点”？物竞天择，你必须在某个地方比别人强。也许你没有一个超级“拿得出手”的长处，至少你要有几个像样的“比别人强一点”的长处。
来看一个我学生的案例吧：
华农的一个女生，1.55米，成绩中等偏上，英语4级。她在执着程度上，比别人强一点，就是那种不认输的人。她在淘宝上卖东西，手机24小时开，经常守在电脑边到后半夜。她在交际能力上，也比别人强一点。别的同学可能只有三五好友，她的好友，则多一点，有那么七八个。这个女孩子，由于在执着与交际方面，比别人强一点点，找工作的时候，就比别人顺利那么一点点，一毕业就拿到了底薪3千＋提成的销售工作(平均5千)。
看到这里，如果你也认为自己是“不认输”的人，我想请问：“证据呢”？如果找不到证据，好了，这也许就是你不适合做销售的证据(自以为是＋没有啃过硬骨头)。
3.你“积极主动”吗？
上大学的时候，我们系毽球队缺少一名女队员(学校规定至少有一名女队员)，大家都不乐意参与(因为都不会踢)。于是，我就报名了，一来我至少还会踢点毽球(一脚踢飞)；二来，我向来比较积极(既然别人不上，那就我来呗)。于是，在毽球比赛场，你会看到一个奇特的现象，只要毽球一飞过来，大家就冲我大吼：“快闪开！”
我一直是个非常积极主动的人：记者团招聘，我跑去应聘；军训表演，由于缺少节目，班长让我去做个朗诵，我也痛苦答应了(朗诵了‘我爱毛主席’)……
后来，当我在耐克、在柯达面试的时候，面试官问我是个什么样子的人，我都会说：“我是个特别积极的人，比方说，当年，我们系毽球队……”
各位大学生朋友，当你看到这段文字的时候，我想说，你有9成是个特别积极的人。如果不积极，就不会来到新东方。如果不积极，就不会看【新东方精神】这种励志读物。那么，恭喜你，在面试的时候，请你自豪地告诉面试官：“我是个非常积极主动的人，我过了4级以后，还去读了新东方的口语班；当我看到【新东方精神】上杨萃先老师写的文章以后，我变得更加积极了……(不是玩笑哦，面试的确可以这么讲，因为“从善如流”本就是优点。)
4.你有目标吗？如何确立职业目标？
很遗憾地说，我在大学时代，是个完全没有目标的家伙(那时候没有徐小平老师这样的名家倡导人生规划)。所以，我大学毕业之后，开始“胡乱求职”：做了翻译，干了销售，试了市场，搞了培训，最后当了老师＋写书＋咨询师。大学生朋友也许会觉得这样的人生还挺精彩，但过来人都知道，没有规划的职业，严重影响了上升空间和薪资标准。我个人的职业发展，只有进了新东方才确定下来，这辈子估计也不会变了(我知道绝对不可以再变了)。关于这个问题的详细解释，我已经阐述在【这些道理没有人告诉过你】一书当中了，大家可以上网或买书来读。
90年代的大学生，没有目标无所谓，反正一毕业就有工作等着。
现在的大学生，80后一代，没有目标＝不能按照目标打造核心竞争力＝难以就业。
那么，如何确立职业发展目标呢？
我建议一个最简单的也绝对不会错误的公式：
你一直以来做得都比别人强的事情＋询问熟悉你的最成功最聪明的3个人＝最适合你的工作
我们举个例子来说，学员小强，个人兴趣为市场营销，希望未来从事市场营销，我为他做了如下咨询：
TRACY: 小强，你在大学里，创意过几个活动，无论是系里的，班里的，哪怕是宿舍里的？
小强：那倒没有……我们功课挺重的……但我特有想法，真的，我喜欢看很多市场方面的书……
TRACY: 抱歉，过去优秀＝未来优秀；没有证据＝你不适合；所以，在第一条上，你不适合，因为你没有证据标明“你在市场、创意方面，比你的同学强。”
小强：可是，能力是可以培养的啊，我有兴趣啊。
TRACY：兴趣是骗人的东西，你有兴趣，90%是因为你没有做过。人们总是憧憬没有做过的事情(别人的老婆好……)再者说，即便你有兴趣，你也必须按照能力来选择工作。Tracy老师我对表演最感兴趣，可是我的能力比芙蓉姐姐还差10倍呢。
小强：哦，我妈也这么说，我妈让我做行政。
TRACY： 你妈是做什么工作的？
小强：我妈是个女强人，开公司的。
TRACY：嗯，听你妈的……因为，这符合我们择业公式的第二条：听熟悉你的比你聪明的人的！相信自己，在大学毕业生择业的时候有9成并不适用，因为你们一没经验，二没阅历，属于既不了解自己也不了解市场的阶段，怎可自以为是？！(当然，也不能完全听别人的)
5.你“向上”吗？
上大学的时候，说实话，我完全没有职业规划和人生目标(那时候不流行这个)，不过，我做到了“天天向上”：学习的时候，尽量提高效率；学电脑了以后，我一定要练习到打字飞快；上大四的时候，有别的同学开始准备出国，我虽然家里一分闲钱没有，也不甘人后，把我家教所挣来的全部的钱都贡献给了新东方(还有另外一个现在已经消失了的英语培训机构)，就这样，美国我虽然没去成，但托福和GRE学完了之后，我一个国际政治系的学生竟然通过了专八。
在耐克面试的时候，HR问我：“Tracy啊，你电脑用得如何啊？”我说：“哦，用得不错，我是我们班里打字最快的！需要我给您演示一下吗？”
当然，你可能会问：“难道一定要把打字练快吗？”
当然不。打字只是一个表象，它代表我们生活中的一些小事。如果你能在做小事的过程中不断进取，你就能在未来的工作中不断进取。这，就是名企的招聘哲学：过去优秀的＋小事做得好＝未来会优秀＋大事能做好。
6.你跟着“大师姐”，还是粘着“小师妹”？
我的第一份外企的工作，就是我的师姐介绍的。我的老公，也是我的师姐介绍的(迄今为止尚且满意)。
对在校大学生而言，师哥师姐就是最好的最available的人脉资源(专业人士谁爱搭理你们呢)。所以，除了充分利用小师妹这个恋爱资源库，要跟能干的师哥师姐建立牢固关系。
需要指出的有两点，其一，比你高两级，甚至三级的师哥师姐，才是最好的人脉；而仅仅比你高一级的师哥师姐，在你开始求职的时候，可能自己还没有渡过职场迷茫期呢！你找他求助，那你们俩很可能要“执手相看泪眼，无语凝噎”了……其二，你的人脉，凭什么乐于帮助你？笔者极力建议大家，帮助你的师哥师姐求职，是绝对双赢的好办法。你可以这样做：
(1) 帮助师哥师姐浏览招聘广告。
(2) 做师哥师姐的小组讨论的陪练员。
(3) 给哥师姐做模拟面试的考官和评委。
7. 你每周研究1份招聘启事了吗？
不要指望你看1份招聘启事就会有什么感想。当你一年研究完12份招聘启事之后，你的迷茫会减少很多。至少，当HR问你“为什么要做销售”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可以说，“从大二开始到现在，我仔细研究过销售、市场、行政这几个职位的几十个招聘启事，越来越觉得销售岗位最适合我的特点。后来，我实践了……”
8. 如果你想做管理职位，你做过主角吗？
我在大学的经历“量”很少，但“质”颇高，因为我在那些经历当中，都扮演了主角，而不是配角。就算是毽球队的陪衬，那我也是场上的主角啊。演讲比赛＋辩论赛＋回农村老家开办60个学生的暑期英语班，这些做主角的经历，对我加入耐克、柯达、新东方分别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500强的招聘中，一些特别牛企的管理培训生岗位让很多人眼红，然而，这样的企业经常适用关键字搜索功能来筛选候选人：
² 学生会主席
² 发表文章
² 辩论赛冠军
² 等等
我有很多学员，履历极度丰富，活动参加N次。然而，想进名企却非常困难。原因很简单，他在过去，只扮演了配角，很少扮演主角。名企的招聘原则很简单，做干事的，进了企业也是最好的干事；做主席的，进了企业很快就能做管理。
所以，如果你想进牛企做牛职，你必须从大学开始，不停做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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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我的大学生涯，我唯一能“拿得出手”的长处就是“说话”：我在晚会上表演过诗歌朗诵，演讲比赛得过冠军，辩论赛得过最后一名，竞争过主持人的岗位(因脸不如嘴精彩而险败)。种种经历加在一起，命运就把我很自然地推向了“用嘴吃饭”的岗位：翻译－销售－教师－求职咨询。
我的一个广州学员，从小是个让爹生气让妈生痘的家伙，就因为他爱打游戏。从初中打到高中(小学时代尚是乖宝)，一路打进了某个五流大学。他的大学成绩也是及格万岁的标准，然而，他从大二开始，就“打游戏并思考着”，思考自己打过的游戏的优缺点和改进方案。逐渐，他从一个买游戏点卡的人，逐渐在学校卖点卡；大三上学期就开始跑出校园，到游戏厅去卖点卡。由于一直关注游戏产业，他每周都看智联招聘的职位介绍，一发现兼职机会就去尝试。如此这般，大三就已经给东莞的游戏公司兼职做游戏策划了，大四已经实现了人生第一次跳槽，到一家专门做外包的游戏厂商那里定期上班了。结果，大四的时候，他正式进入了一家刚进中国的英国游戏公司，做市场策划，年薪6万(公司业绩好则浮动至8万)。
那么，各位同学，你能“拿得出手”的长处是什么呢？
你可能心下一惊：“天哪，我既不会说，也不会打游戏……”那么，请看这个案例吧：
广外某女生，英语较好，相貌中等，学习一般，社团没做过，最大的优点是从高中到大学做了6年的生活委员，为人热心＋细心，十足的大姐式人物。这个女孩，进了Intel做客服兼销售，而她最能“拿得出手”的长处，是：懂事。(备注：如果你觉得自己也很“懂事”，我需要问你一句：你做过几年生活委员，或者宿舍社长之类？否则，你拿什么证明你的“懂事儿”？)
2. 如果没有某个“拿得出手”的长处，你有哪些地方比别人强一点？
大学的时候，我在性格上比别人坚强一点(农村孩子的本性)，在写文章上比很多人强一点。毕业之后，我做了需要坚强的销售工作，后来又当了老师，出版了【这些道理没有人告诉过你】这个大部头作品。这些，都和在大学里“比别人强一点”的本事有关。
我的大学师姐，在打扮方面比我强1点，在摄影方面比我强2点。毕业之后，就靠着这1、2点的比别人强的特点，她进了某公司市场部(市场部的员工需要有美感，土人绝对进不去)。十多年过去了，她从品牌经理助理，做到助理品牌经理，再到品牌经理，再到跨国公司市场部总监。
那么，同学们，你在哪些方面，比别人“强一点”？物竞天择，你必须在某个地方比别人强。也许你没有一个超级“拿得出手”的长处，至少你要有几个像样的“比别人强一点”的长处。
来看一个我学生的案例吧：
华农的一个女生，1.55米，成绩中等偏上，英语4级。她在执着程度上，比别人强一点，就是那种不认输的人。她在淘宝上卖东西，手机24小时开，经常守在电脑边到后半夜。她在交际能力上，也比别人强一点。别的同学可能只有三五好友，她的好友，则多一点，有那么七八个。这个女孩子，由于在执着与交际方面，比别人强一点点，找工作的时候，就比别人顺利那么一点点，一毕业就拿到了底薪3千＋提成的销售工作(平均5千)。
看到这里，如果你也认为自己是“不认输”的人，我想请问：“证据呢”？如果找不到证据，好了，这也许就是你不适合做销售的证据(自以为是＋没有啃过硬骨头)。
3.你“积极主动”吗？
上大学的时候，我们系毽球队缺少一名女队员(学校规定至少有一名女队员)，大家都不乐意参与(因为都不会踢)。于是，我就报名了，一来我至少还会踢点毽球(一脚踢飞)；二来，我向来比较积极(既然别人不上，那就我来呗)。于是，在毽球比赛场，你会看到一个奇特的现象，只要毽球一飞过来，大家就冲我大吼：“快闪开！”
我一直是个非常积极主动的人：记者团招聘，我跑去应聘；军训表演，由于缺少节目，班长让我去做个朗诵，我也痛苦答应了(朗诵了‘我爱毛主席’)……
后来，当我在耐克、在柯达面试的时候，面试官问我是个什么样子的人，我都会说：“我是个特别积极的人，比方说，当年，我们系毽球队……”
各位大学生朋友，当你看到这段文字的时候，我想说，你有9成是个特别积极的人。如果不积极，就不会来到新东方。如果不积极，就不会看【新东方精神】这种励志读物。那么，恭喜你，在面试的时候，请你自豪地告诉面试官：“我是个非常积极主动的人，我过了4级以后，还去读了新东方的口语班；当我看到【新东方精神】上杨萃先老师写的文章以后，我变得更加积极了……(不是玩笑哦，面试的确可以这么讲，因为“从善如流”本就是优点。)
4.你有目标吗？如何确立职业目标？
很遗憾地说，我在大学时代，是个完全没有目标的家伙(那时候没有徐小平老师这样的名家倡导人生规划)。所以，我大学毕业之后，开始“胡乱求职”：做了翻译，干了销售，试了市场，搞了培训，最后当了老师＋写书＋咨询师。大学生朋友也许会觉得这样的人生还挺精彩，但过来人都知道，没有规划的职业，严重影响了上升空间和薪资标准。我个人的职业发展，只有进了新东方才确定下来，这辈子估计也不会变了(我知道绝对不可以再变了)。关于这个问题的详细解释，我已经阐述在【这些道理没有人告诉过你】一书当中了，大家可以上网或买书来读。
90年代的大学生，没有目标无所谓，反正一毕业就有工作等着。
现在的大学生，80后一代，没有目标＝不能按照目标打造核心竞争力＝难以就业。
那么，如何确立职业发展目标呢？
我建议一个最简单的也绝对不会错误的公式：
你一直以来做得都比别人强的事情＋询问熟悉你的最成功最聪明的3个人＝最适合你的工作
我们举个例子来说，学员小强，个人兴趣为市场营销，希望未来从事市场营销，我为他做了如下咨询：
TRACY: 小强，你在大学里，创意过几个活动，无论是系里的，班里的，哪怕是宿舍里的？
小强：那倒没有……我们功课挺重的……但我特有想法，真的，我喜欢看很多市场方面的书……
TRACY: 抱歉，过去优秀＝未来优秀；没有证据＝你不适合；所以，在第一条上，你不适合，因为你没有证据标明“你在市场、创意方面，比你的同学强。”
小强：可是，能力是可以培养的啊，我有兴趣啊。
TRACY：兴趣是骗人的东西，你有兴趣，90%是因为你没有做过。人们总是憧憬没有做过的事情(别人的老婆好……)再者说，即便你有兴趣，你也必须按照能力来选择工作。Tracy老师我对表演最感兴趣，可是我的能力比芙蓉姐姐还差10倍呢。
小强：哦，我妈也这么说，我妈让我做行政。
TRACY： 你妈是做什么工作的？
小强：我妈是个女强人，开公司的。
TRACY：嗯，听你妈的……因为，这符合我们择业公式的第二条：听熟悉你的比你聪明的人的！相信自己，在大学毕业生择业的时候有9成并不适用，因为你们一没经验，二没阅历，属于既不了解自己也不了解市场的阶段，怎可自以为是？！(当然，也不能完全听别人的)
5.你“向上”吗？
上大学的时候，说实话，我完全没有职业规划和人生目标(那时候不流行这个)，不过，我做到了“天天向上”：学习的时候，尽量提高效率；学电脑了以后，我一定要练习到打字飞快；上大四的时候，有别的同学开始准备出国，我虽然家里一分闲钱没有，也不甘人后，把我家教所挣来的全部的钱都贡献给了新东方(还有另外一个现在已经消失了的英语培训机构)，就这样，美国我虽然没去成，但托福和GRE学完了之后，我一个国际政治系的学生竟然通过了专八。
在耐克面试的时候，HR问我：“Tracy啊，你电脑用得如何啊？”我说：“哦，用得不错，我是我们班里打字最快的！需要我给您演示一下吗？”
当然，你可能会问：“难道一定要把打字练快吗？”
当然不。打字只是一个表象，它代表我们生活中的一些小事。如果你能在做小事的过程中不断进取，你就能在未来的工作中不断进取。这，就是名企的招聘哲学：过去优秀的＋小事做得好＝未来会优秀＋大事能做好。
6.你跟着“大师姐”，还是粘着“小师妹”？
我的第一份外企的工作，就是我的师姐介绍的。我的老公，也是我的师姐介绍的(迄今为止尚且满意)。
对在校大学生而言，师哥师姐就是最好的最available的人脉资源(专业人士谁爱搭理你们呢)。所以，除了充分利用小师妹这个恋爱资源库，要跟能干的师哥师姐建立牢固关系。
需要指出的有两点，其一，比你高两级，甚至三级的师哥师姐，才是最好的人脉；而仅仅比你高一级的师哥师姐，在你开始求职的时候，可能自己还没有渡过职场迷茫期呢！你找他求助，那你们俩很可能要“执手相看泪眼，无语凝噎”了……其二，你的人脉，凭什么乐于帮助你？笔者极力建议大家，帮助你的师哥师姐求职，是绝对双赢的好办法。你可以这样做：
(1) 帮助师哥师姐浏览招聘广告。
(2) 做师哥师姐的小组讨论的陪练员。
(3) 给哥师姐做模拟面试的考官和评委。
7. 你每周研究1份招聘启事了吗？
不要指望你看1份招聘启事就会有什么感想。当你一年研究完12份招聘启事之后，你的迷茫会减少很多。至少，当HR问你“为什么要做销售”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可以说，“从大二开始到现在，我仔细研究过销售、市场、行政这几个职位的几十个招聘启事，越来越觉得销售岗位最适合我的特点。后来，我实践了……”
8. 如果你想做管理职位，你做过主角吗？
我在大学的经历“量”很少，但“质”颇高，因为我在那些经历当中，都扮演了主角，而不是配角。就算是毽球队的陪衬，那我也是场上的主角啊。演讲比赛＋辩论赛＋回农村老家开办60个学生的暑期英语班，这些做主角的经历，对我加入耐克、柯达、新东方分别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500强的招聘中，一些特别牛企的管理培训生岗位让很多人眼红，然而，这样的企业经常适用关键字搜索功能来筛选候选人：
² 学生会主席
² 发表文章
² 辩论赛冠军
² 等等
我有很多学员，履历极度丰富，活动参加N次。然而，想进名企却非常困难。原因很简单，他在过去，只扮演了配角，很少扮演主角。名企的招聘原则很简单，做干事的，进了企业也是最好的干事；做主席的，进了企业很快就能做管理。
所以，如果你想进牛企做牛职，你必须从大学开始，不停做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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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期望别成了孩子的负担
2000多年前，有人问柏拉图：“什么样的教育是最好的教育？”这位智者说：“最好的教育就是那种使得体魄和心灵尽可能地得到美的熏陶，尽可能地臻于完善的教育。”
然而，“美的熏陶”早已被各个“英语班”“奥数班”所替代，即使是代表美的“舞蹈班”“绘画班”，也公然被罩上了功利的色彩。
妈妈“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并没有错。早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心理学家罗森塔尔等人的研究就发现，受母亲期望的孩子在若干年后发展得比其他孩子好得多。但是，这种期望是对孩子的赞赏、鼓励、支持和对孩子成长的关注，而不是对孩子提出过高的要求。
但妈妈们总是会不小心就犯了这样的错。她们往往会不顾孩子的实际情况，揠苗助长，扼杀了孩子的天性。
有这样一件事情：一个5岁的小女孩，周五下午和老师学美术。已经下课了，小女孩的画还差一点就画完了，女孩还在继续画着。老师轻轻地告诉女孩：“回家再画吧，妈妈在外面等你呢。”这个漂亮的小姑娘，忽闪着大眼睛，含着泪花，恳求老师：“老师，你就再等我5分钟吧。我回家妈妈就不让我画画了！我必须要练钢琴。”
老师在给我讲这个女孩的时候，眼睛也红了，她说她总也忘不了孩子可怜巴巴的神情，那神情之中隐藏着和年龄不符的沉重。
不能否认，妈妈对孩子的期望是出于对孩子的爱，然而这样的爱，不但没有如父母所愿成为孩子前进的动力，相反却变成了孩子沉重的负担。
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认为，对孩子来说，游戏和学习本来是不冲突的，正常条件下儿童有能力协调这两者的关系。如果一个孩子只想玩不想学习，那一定说明他的教育环境有某种不良的东西在影响着他。杜威在观察中还发现，从儿童早期开始，就没有全部游戏活动时期和全部工作活动时期的区别，而只有着重点的不同。即使很幼小的儿童，他们也期望一定的结果，而且尝试要达到这个结果。他们对参与成人的作业有浓厚的兴趣，单就这一点来说，就能达到这个目的。儿童要“帮助”别人，他们渴望从事能产生外部变化的成人的各种事务，例如在桌上摆设餐具准备开饭，洗涤杯盘，帮助看护动物等等。在他们的游戏中，他们喜欢制作自己的玩具和工具。我们只要观察真正在做游戏的儿童的面部表情，就可以注意到，他们的态度是认真的聚精会神的态度。显然，孩子自身就有对学习、对工作的本能要求，并不一定需要父母强行将学习、工作的要求加给他们。
俗语说：“可怜天下父母心”。也许，更可怜的是那些在爱的旗号下被伤害的孩子们！
亲爱的妈妈们，醒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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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美的熏陶”早已被各个“英语班”“奥数班”所替代，即使是代表美的“舞蹈班”“绘画班”，也公然被罩上了功利的色彩。
妈妈“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并没有错。早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心理学家罗森塔尔等人的研究就发现，受母亲期望的孩子在若干年后发展得比其他孩子好得多。但是，这种期望是对孩子的赞赏、鼓励、支持和对孩子成长的关注，而不是对孩子提出过高的要求。
但妈妈们总是会不小心就犯了这样的错。她们往往会不顾孩子的实际情况，揠苗助长，扼杀了孩子的天性。
有这样一件事情：一个5岁的小女孩，周五下午和老师学美术。已经下课了，小女孩的画还差一点就画完了，女孩还在继续画着。老师轻轻地告诉女孩：“回家再画吧，妈妈在外面等你呢。”这个漂亮的小姑娘，忽闪着大眼睛，含着泪花，恳求老师：“老师，你就再等我5分钟吧。我回家妈妈就不让我画画了！我必须要练钢琴。”
老师在给我讲这个女孩的时候，眼睛也红了，她说她总也忘不了孩子可怜巴巴的神情，那神情之中隐藏着和年龄不符的沉重。
不能否认，妈妈对孩子的期望是出于对孩子的爱，然而这样的爱，不但没有如父母所愿成为孩子前进的动力，相反却变成了孩子沉重的负担。
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认为，对孩子来说，游戏和学习本来是不冲突的，正常条件下儿童有能力协调这两者的关系。如果一个孩子只想玩不想学习，那一定说明他的教育环境有某种不良的东西在影响着他。杜威在观察中还发现，从儿童早期开始，就没有全部游戏活动时期和全部工作活动时期的区别，而只有着重点的不同。即使很幼小的儿童，他们也期望一定的结果，而且尝试要达到这个结果。他们对参与成人的作业有浓厚的兴趣，单就这一点来说，就能达到这个目的。儿童要“帮助”别人，他们渴望从事能产生外部变化的成人的各种事务，例如在桌上摆设餐具准备开饭，洗涤杯盘，帮助看护动物等等。在他们的游戏中，他们喜欢制作自己的玩具和工具。我们只要观察真正在做游戏的儿童的面部表情，就可以注意到，他们的态度是认真的聚精会神的态度。显然，孩子自身就有对学习、对工作的本能要求，并不一定需要父母强行将学习、工作的要求加给他们。
俗语说：“可怜天下父母心”。也许，更可怜的是那些在爱的旗号下被伤害的孩子们！
亲爱的妈妈们，醒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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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关心别成了孩子的折磨
很多妈妈总是害怕孩子饿着，就不分具体情况地强迫孩子多吃；因为害怕孩子冻着，总是让孩子比别人多穿一层；因为害怕孩子累着，总是替孩子包揽一切，穿鞋、背书包、叠被子
记得有一次，我去拜访很多年都没有见过的老同学。她的儿子都4岁了，可是到了吃饭的时候，我却看到，孩子还是要妈妈喂，如果妈妈不喂，就拒绝吃饭。老同学当着我的面有些不好意思，解释说：“孩子从小到大喂习惯了。”
所有的妈妈都知道，这是给惯出来的“毛病”，因为她“爱”孩子。可真的是这样吗？
曾经看到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位汪女士是省级著名的营养专家，她根据孩子的生长发育精心制定菜谱，可是，孩子的生长发育并不像她期望的那样。孩子和同龄人相比，长得又瘦又小，根本不像是10岁的孩子。并且，孩子的脾气暴躁，性情孤僻。
一位育儿行家用“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来概括汪女士的做法。原来，汪女士精心地去制定菜谱，非常讲究科学：每天什么可以吃，什么不能吃，吃多少的量都做了明确严格的规定；每一周的食谱和要求都贴在厨房和孩子的房间里，时刻提醒着孩子。孩子吃不到规定的标准，父母就不肯罢休，一定要想办法让孩子“完成任务”。这位育儿行家对此做法的评论是：他们的方法如果用于生产一架机器或培育一株稻谷，肯定会成功，可惜父母面对的是一个有独立意识的孩子。
言下之意是，孩子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有着自己心理的情感需要。我们不能否认这位妈妈的出发点是好的，她是为了孩子能拥有健壮的身体，才在生活上对孩子关怀备至，并且还建立出一系列的规则，让孩子定时定量去完成。但是，殊不知，除了吃饭，孩子还有自己的需求，还有生理之外的需求。心理学家通过对儿童成长的观察和研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儿童成长的过程中，最为需要的，不是人们普遍认为的充足的食物，而是爱和关怀。”
如果妈妈把精力都集中在孩子的生理需求上，而对孩子更高层次的需求漠然视之的话，必然会对孩子良好个性的发展产生负面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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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有一次，我去拜访很多年都没有见过的老同学。她的儿子都4岁了，可是到了吃饭的时候，我却看到，孩子还是要妈妈喂，如果妈妈不喂，就拒绝吃饭。老同学当着我的面有些不好意思，解释说：“孩子从小到大喂习惯了。”
所有的妈妈都知道，这是给惯出来的“毛病”，因为她“爱”孩子。可真的是这样吗？
曾经看到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位汪女士是省级著名的营养专家，她根据孩子的生长发育精心制定菜谱，可是，孩子的生长发育并不像她期望的那样。孩子和同龄人相比，长得又瘦又小，根本不像是10岁的孩子。并且，孩子的脾气暴躁，性情孤僻。
一位育儿行家用“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来概括汪女士的做法。原来，汪女士精心地去制定菜谱，非常讲究科学：每天什么可以吃，什么不能吃，吃多少的量都做了明确严格的规定；每一周的食谱和要求都贴在厨房和孩子的房间里，时刻提醒着孩子。孩子吃不到规定的标准，父母就不肯罢休，一定要想办法让孩子“完成任务”。这位育儿行家对此做法的评论是：他们的方法如果用于生产一架机器或培育一株稻谷，肯定会成功，可惜父母面对的是一个有独立意识的孩子。
言下之意是，孩子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有着自己心理的情感需要。我们不能否认这位妈妈的出发点是好的，她是为了孩子能拥有健壮的身体，才在生活上对孩子关怀备至，并且还建立出一系列的规则，让孩子定时定量去完成。但是，殊不知，除了吃饭，孩子还有自己的需求，还有生理之外的需求。心理学家通过对儿童成长的观察和研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儿童成长的过程中，最为需要的，不是人们普遍认为的充足的食物，而是爱和关怀。”
如果妈妈把精力都集中在孩子的生理需求上，而对孩子更高层次的需求漠然视之的话，必然会对孩子良好个性的发展产生负面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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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哭了！全体老师辞职的原因！
历史老师：那群学生真的没办法教了，上课的时候我提问题：“你们知道武则天是什么人吗？”第一个同学回答我说他和她不熟，第二个同学回答我说是他的一个网友，第三个同学说他有她的ＱＱ号码等下课了上ＱＱ问一下……还一个同学竟然掏出手机说要马上问她。
地理老师：你自己看看这次他们的试卷吧，我国五大名山之首是（赵本山），最著名的江是（潘长江），我国的煤都是（黑的），我国的铁都是（硬的），你说我还怎么上课？
语文老师：上课的时候，有个同学在看杂志，我没收了他的杂志敲了敲他脑袋……可是在我转身准备继续上课的时候，他的同桌竟然哈哈大笑了起来，搞得课都上不下去。我就问他为什么笑，你知道他是怎么答我的？那小子从抽屉里掏出一本辞海，竟然这样对我说：“老师，你还好没发现我看书，要不就被你砸死了。”
数学老师：一个单元考从来不及格的同学竟然能在交上来的作业里用到高中的知识……我问他这作业是不是他自己做的，那个同学竟然回答我说不知道。你说说看这叫什么好事情。我就继续问他，要他老实交代，到底是谁帮他做的，嘿，他还倒有理由的，回答我说：“老师，我真不知道这作业谁做的，说实话，昨天晚上我睡觉比较早……”
物理老师：你知道不知道单单一个顺时针和一个逆时针我就教了几节课？五节课啊！是，我也是这么对他们说的，我告诉他们如果还不明白就看看手表，时针往哪儿走哪儿就是顺时针，反过来就是逆时针。可是，全班数过去，不是手机就是电子表……我不辞职我就一学期都教他们这两个词语啊？
生物老师：我真的不想走啊，可是……你是知道的，我有心脏病，受不了激动，但我能不激动吗？昨天单元考试，根据教学大纲的要求，我让同学们看着教学图片上的鸟腿写出鸟的名称、生活习性。可是我才刚说要考试内容，就有个同学站了起来往门外走，嘴里嚷嚷：“这种题目也有，老子不考了。”你说这样的学生要不要教育？我叫住他，问他叫什么名字，他竟然把裤管一拉，把腿露出来对我说：“来啊，看着我的腿写出我的名字啊……”
美术老师：你是知道的，我才刚被分配到这个班。昨天上课的时候我才刚进门就听到几个同学大叫“美女”，你说气不气人？我是老师，他们怎么可以这么不尊重老师呢？……是，如果只是因为他们喊我“美女”我就辞职是我不对，可是在我寻找谁喊“美女”的时候，那几个同学又对我喊了一句：“看什么看，不是喊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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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老师：你自己看看这次他们的试卷吧，我国五大名山之首是（赵本山），最著名的江是（潘长江），我国的煤都是（黑的），我国的铁都是（硬的），你说我还怎么上课？
语文老师：上课的时候，有个同学在看杂志，我没收了他的杂志敲了敲他脑袋……可是在我转身准备继续上课的时候，他的同桌竟然哈哈大笑了起来，搞得课都上不下去。我就问他为什么笑，你知道他是怎么答我的？那小子从抽屉里掏出一本辞海，竟然这样对我说：“老师，你还好没发现我看书，要不就被你砸死了。”
数学老师：一个单元考从来不及格的同学竟然能在交上来的作业里用到高中的知识……我问他这作业是不是他自己做的，那个同学竟然回答我说不知道。你说说看这叫什么好事情。我就继续问他，要他老实交代，到底是谁帮他做的，嘿，他还倒有理由的，回答我说：“老师，我真不知道这作业谁做的，说实话，昨天晚上我睡觉比较早……”
物理老师：你知道不知道单单一个顺时针和一个逆时针我就教了几节课？五节课啊！是，我也是这么对他们说的，我告诉他们如果还不明白就看看手表，时针往哪儿走哪儿就是顺时针，反过来就是逆时针。可是，全班数过去，不是手机就是电子表……我不辞职我就一学期都教他们这两个词语啊？
生物老师：我真的不想走啊，可是……你是知道的，我有心脏病，受不了激动，但我能不激动吗？昨天单元考试，根据教学大纲的要求，我让同学们看着教学图片上的鸟腿写出鸟的名称、生活习性。可是我才刚说要考试内容，就有个同学站了起来往门外走，嘴里嚷嚷：“这种题目也有，老子不考了。”你说这样的学生要不要教育？我叫住他，问他叫什么名字，他竟然把裤管一拉，把腿露出来对我说：“来啊，看着我的腿写出我的名字啊……”
美术老师：你是知道的，我才刚被分配到这个班。昨天上课的时候我才刚进门就听到几个同学大叫“美女”，你说气不气人？我是老师，他们怎么可以这么不尊重老师呢？……是，如果只是因为他们喊我“美女”我就辞职是我不对，可是在我寻找谁喊“美女”的时候，那几个同学又对我喊了一句：“看什么看，不是喊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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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3月28日星期六
中国的父教缺失是我们民族很大的隐患
“我至今还记得17年前的那个下午，语文老师用了整整一节课时间，给同学们念《夏令营的较量》。老师声音很沉，一字一顿，就连班上最闹的学生都低下了头。当时我们还在念小学，但那一幕，我至今还记忆犹新。”一位“80后”这样对记者说。
3月23日，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公布的《中日韩美四国高中生权益状况比较研究报告》中，有很多让人振奋的发现：中美高中生比日韩高中生更自信、更能坚持个性；中国高中生对未来最有信心，更愿意积极采取行动改变现状。
但在发布会后，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夏令营的较量》一文的作者孙云晓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专访时说，如果在17年后的今天再来一场夏令营的较量，情况其实依旧没有改变。
中国青年报：对中美日韩高中生的比较研究，您已经做了三年，您的总体感受是什么？
孙云晓：中国进步很快，在很多指标上，中国的高中生都排在前列。中国学生非常自信，对未来充满信心，跟美国相似，比日韩好得多。
中国青年报：但调查也发现中国高中生的学习压力是最大的，为什么他们还能如此自信并坚持个性？
孙云晓：这跟中国社会发展的背景有很大关系。中国社会越来越开放，积极的信息也比较多。另外，我们也发现中国的代际冲突有缓和的趋势，比方说在上个世纪 80年代的调查发现，中学生愿意和父母交流的只有1％，现在已经在30％以上。中国父母的教育素质也在明显提高，全职妈妈多起来了，好多父母都是“教育狂”。
不过，中国高中生的学习压力是很大。日本的教育是鼓励孩子做普通人，中国的教育是让孩子做非凡的人。我们在2005年的一项调查发现，54.7％的中国父母希望孩子将来读博士，83.6％的父母期望孩子考前15名。中国的传统一向是不甘心平凡，这有积极意义，但大部分孩子肯定是不能如愿的。所以，我觉得鼓励孩子有一个充实的人生就很好了。
中国青年报：这个数据很有意思：高中生的首选倾诉对象中，中国父亲的排名是4个国家中最低的，甚至排在了“网友”之后。这是怎么回事？
孙云晓：是的，中国的父教缺失是我们民族很大的一个隐患。我有一次打出租车，司机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说是搞儿童教育的。那个司机当时就看我一眼，说：“老爷们还搞什么儿童教育啊？教育是他妈的事，我就管挣钱！”
事实上，研究表明父母的教育是有所侧重的。婴幼儿时期以母亲的教育为主，小学阶段父母的责任各半。而上了初中以后，母亲的影响力下降，父亲的影响力变大。高中阶段父教缺失，严重性就在这里。
中国青年报：我们怎么找回缺失的父教？
孙云晓：我觉得全社会都应当推广这样的理念：父教不可缺！要制定相应的法律，明确父亲的责任，像瑞典就有《父亲法》。现在绝大多数人还是认为教育是妈妈的事，实际上是很不够的。如果是男孩的话，父教缺失的伤害会更大。
其实也有很多好的例子。比如说国际奥委会中国首席代表李红，她父亲从她7岁开始带着她去跑步，一直跑到高中毕业，最后跑进了清华，又到哈佛留学。可以说，这个跑步成就了她。
实际上我们对运动的理解是特别片面的。体育不仅仅是锻炼身体，它是讲规则、责任、团队合作、服从、荣誉的，体育给了儿童一个最有效的社会化模式。在带领孩子运动方面，父亲有特别大的责任。
中国青年报：您也是一个父亲，我们很想知道，您是怎么和女儿沟通的呢？
孙云晓：一定让她独立，教是为了不教。成长的过程就是一个探索的过程，我们会引导。具体的沟通方式很多。比方说我们大部分寒暑假都是在旅行，在她18岁以前就一起走了13个省。而且往往是跟几个家庭一起旅行，让孩子们一起玩。每次旅行她都特别愿意跟我聊天。我们会在长江三峡游轮上讨论历史人物，晚上在甲板上仰望星空，探讨人生和梦想。
中国青年报：这次调查也提到中国学生的学习时间最长、压力最大。但在2006年你们做的一个调查中，又提到中国学生压力是四国中最小的。中国学生的压力到底是多大？
孙云晓：那其实是另一个问题。日韩美学生的压力大，是因为他们要独立，要是学习不好，找不到工作，压力会很大。所以他们的压力是真正的压力，是独立生存的压力。而中国学生的压力只在于学习、在于应考，大学生就是找不到工作也压力不大，啃老嘛。
中国青年报：对。您看中国父母虽然关心孩子，但他们关心的内容都是学习成绩，比例高过对孩子身体健康、生活习惯、交友情况的关注。这是不是有一点舍本逐末？
孙云晓：中国父母有一句最经典的话——“只要你把学习搞好了，别的什么都不用你管”。这句话几乎所有中国孩子都太熟悉了！我认为，这句话就是“教育荒废” 的宣言。实际上从教育的本真来说，根本目标是促进人的发展，绝不仅仅是学习知识，还有生理心理、社会适应等各方面的发展。我曾经提过一个观点：如果你的孩子没有朋友，比考试不及格还要严重。
中国青年报：“教育荒废”的说法是日本文部省上个世纪80年代提出的，那个时候日本被称作“考试地狱”。咱们现在比起日本当时如何？
孙云晓：我认为还要严重。中国政府也意识到不能搞应试教育，所以小升初考试取消了，但却催生了五花八门的考试，反而更复杂，学生的负担更重。
中国青年报：您1993年发表的《夏令营的较量》距今已有16年了。如果今天再来一场夏令营的较量，结果会怎么样？
孙云晓：我们每年8月都会举办这样的夏令营，情况还是没有根本改变。《夏令营的较量》的结论，到现在依然是这样——日韩的孩子顽强，中国的孩子还是叫苦连天。
我从来就不认为中国的孩子不如日本的孩子，中国孩子也是很优秀、很可爱的。但是中国教育危机四伏，导致中国孩子某些能力的缺失，比如吃苦耐劳、实践能力、团结合作，这会影响一代人的基本取向。像日本孩子现在修学旅行非常普及，有些中国孩子连门都不敢出。
中国青年报：真的这样吗？我们原以为现在的中国孩子会有更好的表现。
孙云晓：也许中国孩子还会更差。因为现在他们锻炼更少了，体育、野外生存的机会不多，这是我们的一大弱项。我在2000年参加过日本举行的一个夏令营，早上5点就出发爬山，一直爬到晚上7点回来，整整14个小时。不要说中国的中学生，就是成年人也受不了啊，我走下来简直跟死过一回一样。日本的孩子却如履平地！而且日本的国民都有共识：应该让孩子锻炼，出了事不能找学校。
现在春天到了，对于中国的教育界却是一个尴尬的季节。因为校长、老师和家长都提心吊胆，不敢组织孩子去春游。要我说，没有春游，那对于孩子来说，就等于没有春天。但绝大多数中小学生都享受不到春游的快乐。因为一旦发生意外事故，家长就会把学校告上法庭，学校既要赔钱，又要受上级处分，干脆就不组织了。你说这是什么问题啊？差距就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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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3日，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公布的《中日韩美四国高中生权益状况比较研究报告》中，有很多让人振奋的发现：中美高中生比日韩高中生更自信、更能坚持个性；中国高中生对未来最有信心，更愿意积极采取行动改变现状。
但在发布会后，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夏令营的较量》一文的作者孙云晓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专访时说，如果在17年后的今天再来一场夏令营的较量，情况其实依旧没有改变。
中国青年报：对中美日韩高中生的比较研究，您已经做了三年，您的总体感受是什么？
孙云晓：中国进步很快，在很多指标上，中国的高中生都排在前列。中国学生非常自信，对未来充满信心，跟美国相似，比日韩好得多。
中国青年报：但调查也发现中国高中生的学习压力是最大的，为什么他们还能如此自信并坚持个性？
孙云晓：这跟中国社会发展的背景有很大关系。中国社会越来越开放，积极的信息也比较多。另外，我们也发现中国的代际冲突有缓和的趋势，比方说在上个世纪 80年代的调查发现，中学生愿意和父母交流的只有1％，现在已经在30％以上。中国父母的教育素质也在明显提高，全职妈妈多起来了，好多父母都是“教育狂”。
不过，中国高中生的学习压力是很大。日本的教育是鼓励孩子做普通人，中国的教育是让孩子做非凡的人。我们在2005年的一项调查发现，54.7％的中国父母希望孩子将来读博士，83.6％的父母期望孩子考前15名。中国的传统一向是不甘心平凡，这有积极意义，但大部分孩子肯定是不能如愿的。所以，我觉得鼓励孩子有一个充实的人生就很好了。
中国青年报：这个数据很有意思：高中生的首选倾诉对象中，中国父亲的排名是4个国家中最低的，甚至排在了“网友”之后。这是怎么回事？
孙云晓：是的，中国的父教缺失是我们民族很大的一个隐患。我有一次打出租车，司机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说是搞儿童教育的。那个司机当时就看我一眼，说：“老爷们还搞什么儿童教育啊？教育是他妈的事，我就管挣钱！”
事实上，研究表明父母的教育是有所侧重的。婴幼儿时期以母亲的教育为主，小学阶段父母的责任各半。而上了初中以后，母亲的影响力下降，父亲的影响力变大。高中阶段父教缺失，严重性就在这里。
中国青年报：我们怎么找回缺失的父教？
孙云晓：我觉得全社会都应当推广这样的理念：父教不可缺！要制定相应的法律，明确父亲的责任，像瑞典就有《父亲法》。现在绝大多数人还是认为教育是妈妈的事，实际上是很不够的。如果是男孩的话，父教缺失的伤害会更大。
其实也有很多好的例子。比如说国际奥委会中国首席代表李红，她父亲从她7岁开始带着她去跑步，一直跑到高中毕业，最后跑进了清华，又到哈佛留学。可以说，这个跑步成就了她。
实际上我们对运动的理解是特别片面的。体育不仅仅是锻炼身体，它是讲规则、责任、团队合作、服从、荣誉的，体育给了儿童一个最有效的社会化模式。在带领孩子运动方面，父亲有特别大的责任。
中国青年报：您也是一个父亲，我们很想知道，您是怎么和女儿沟通的呢？
孙云晓：一定让她独立，教是为了不教。成长的过程就是一个探索的过程，我们会引导。具体的沟通方式很多。比方说我们大部分寒暑假都是在旅行，在她18岁以前就一起走了13个省。而且往往是跟几个家庭一起旅行，让孩子们一起玩。每次旅行她都特别愿意跟我聊天。我们会在长江三峡游轮上讨论历史人物，晚上在甲板上仰望星空，探讨人生和梦想。
中国青年报：这次调查也提到中国学生的学习时间最长、压力最大。但在2006年你们做的一个调查中，又提到中国学生压力是四国中最小的。中国学生的压力到底是多大？
孙云晓：那其实是另一个问题。日韩美学生的压力大，是因为他们要独立，要是学习不好，找不到工作，压力会很大。所以他们的压力是真正的压力，是独立生存的压力。而中国学生的压力只在于学习、在于应考，大学生就是找不到工作也压力不大，啃老嘛。
中国青年报：对。您看中国父母虽然关心孩子，但他们关心的内容都是学习成绩，比例高过对孩子身体健康、生活习惯、交友情况的关注。这是不是有一点舍本逐末？
孙云晓：中国父母有一句最经典的话——“只要你把学习搞好了，别的什么都不用你管”。这句话几乎所有中国孩子都太熟悉了！我认为，这句话就是“教育荒废” 的宣言。实际上从教育的本真来说，根本目标是促进人的发展，绝不仅仅是学习知识，还有生理心理、社会适应等各方面的发展。我曾经提过一个观点：如果你的孩子没有朋友，比考试不及格还要严重。
中国青年报：“教育荒废”的说法是日本文部省上个世纪80年代提出的，那个时候日本被称作“考试地狱”。咱们现在比起日本当时如何？
孙云晓：我认为还要严重。中国政府也意识到不能搞应试教育，所以小升初考试取消了，但却催生了五花八门的考试，反而更复杂，学生的负担更重。
中国青年报：您1993年发表的《夏令营的较量》距今已有16年了。如果今天再来一场夏令营的较量，结果会怎么样？
孙云晓：我们每年8月都会举办这样的夏令营，情况还是没有根本改变。《夏令营的较量》的结论，到现在依然是这样——日韩的孩子顽强，中国的孩子还是叫苦连天。
我从来就不认为中国的孩子不如日本的孩子，中国孩子也是很优秀、很可爱的。但是中国教育危机四伏，导致中国孩子某些能力的缺失，比如吃苦耐劳、实践能力、团结合作，这会影响一代人的基本取向。像日本孩子现在修学旅行非常普及，有些中国孩子连门都不敢出。
中国青年报：真的这样吗？我们原以为现在的中国孩子会有更好的表现。
孙云晓：也许中国孩子还会更差。因为现在他们锻炼更少了，体育、野外生存的机会不多，这是我们的一大弱项。我在2000年参加过日本举行的一个夏令营，早上5点就出发爬山，一直爬到晚上7点回来，整整14个小时。不要说中国的中学生，就是成年人也受不了啊，我走下来简直跟死过一回一样。日本的孩子却如履平地！而且日本的国民都有共识：应该让孩子锻炼，出了事不能找学校。
现在春天到了，对于中国的教育界却是一个尴尬的季节。因为校长、老师和家长都提心吊胆，不敢组织孩子去春游。要我说，没有春游，那对于孩子来说，就等于没有春天。但绝大多数中小学生都享受不到春游的快乐。因为一旦发生意外事故，家长就会把学校告上法庭，学校既要赔钱，又要受上级处分，干脆就不组织了。你说这是什么问题啊？差距就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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